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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serLeave 2008-3-28 11:52 PM

[转]客观详细地介绍西藏(9)

6。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藏 （3）1978年后（第二帖）           随着对内政策的形成，北京同时继续其对外政策，和达赖喇嘛接触。1979年 －1981年期间，双方的非正式会谈继续。1981年7月28日，胡耀邦在北京秘密会见达赖喇 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时讨论了西藏问题。在这次会见中，胡提出和达赖喇嘛和解的五点方针： 1. 中国已经走上新的时期，政治能够长期安定，经济能够不断繁荣，各民族能够更好地 团结互助。达赖喇嘛应该相信这一点。 2. 达赖喇嘛和他的代表，应该开诚布公地和中央政府交往，不要捉迷藏。1959年的事件 我们不要再纠缠了。 3. 中央政府真诚欢迎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回来定居。我们欢迎他们回来的目的，是欢 迎他能为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汉藏民族和各民族的团结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做贡献。 4. 达赖喇嘛回来定居后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1959年以前的待遇不变。至于西藏他 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职务就不要兼了。当然他可以经常回西藏去看看。我们对跟随他 的人也会妥为安置，只会比过去更好一些。 5. 达赖喇嘛什么时候回来，他可以向报界发表简单声明，声明怎么说由他自己定。            达赖喇嘛及其官员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些会议上如何回应中国。中国的五点方 针尽管提出了一些妥协，但对于达赖喇嘛和其官员来说，甚至考虑一下其可能性都非常 困难。二十年来，西藏流亡政府立场强硬，坚持西藏完全独立的权力，而把中国共产党 描绘成没有一丝人性或者一点诚实的野蛮的、不值得信任的暴君。如果突然显示出愿意 回到西藏，生活在中国共产党政府治下，仅此一条就能轻易破坏达赖喇嘛和其流亡政府 在流亡藏人中的形象，降低其支持率。            流亡领袖同时也担心，历史是否会认为他们是叛徒，永远放弃了西藏的独立 权利。这是个富含感情的话题，难以以一种成本效益分析和现实政治的方式来进行理性 分析。西藏谈判团的一个成员回忆到：他发现自己很难对中国谈判对手笑一笑，握个 手。突然之间，西藏问题已超越了国际竞技场上的“表述”之战——达赖喇嘛及其官员手握 流亡藏人的命运，他们不得不谨慎衡量他们的决定对流亡藏人下一代的潜在影响。            令问题更复杂化的是“民族西藏”的未来地位。流亡政府已深深地承诺重建一 个“大西藏“，这是上一个西藏政府的努力目标（就在在1913－1914年的西姆拉谈判 中），也对此寄予厚望；但是这对流亡政府尤其重要，因为大量流亡藏人来自那些藏 区。自1959年以来，达赖喇嘛努力将不同地区的藏民团结到一个社区中，同时也将重建” 大西藏“作为基本政治目标。           然而，大西藏的目标完全无视政治现实。西藏已有一个多世纪未统治这些四 川、青海、甘肃和云南的大片地区，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已有大量移民 移居，包括汉人和非汉人（回族），很难想象北京会将这么大一块地方拱手让出。但 是，如果达赖决定不追求”大西藏“的目标，则会失信于流亡的东藏人。和放弃独立一 样，这也是一个有高度争议性的议题，一旦外界得知达赖喇嘛愿意考虑此事，无疑会永 久破坏流亡藏人的团结。          除了以上限制和解的条件之外，另外一个因素是流亡领袖们的观点。他们从某 种意义上，感觉自己占了上风。他们派出的参观团的访问显示：西藏的大多数人民仍然 拥护达赖喇嘛，因此他们觉得在谈判桌上有一个强有力的筹码——藏人的忠诚。因此，尽 管中国有强大的力量，西方政府对西藏独立支持缺缺，他们仍感到中国不可能在没有他 们的情况下解决西藏问题。这一点多少有点简单化和天真，但是对1982年的达赖喇嘛和 他的高级官员而言，这已足够支持他们保持强硬态度，不进行任何妥协，甚至有压力认 为不要与北京在谈判上谈判达成任何共识。他们认为时间在他们一边。          最后，达赖的代表团提出：和谈讨论不涉及达赖喇嘛回归的具体问题。对于他 们的政治地位，流亡藏人代表仅给出了一个简单的说法：如果中国愿意让台湾“一国两 制”，西藏期望更多。          达赖的态度令北京感到失望。他们本希望流亡政府准备好以友好坦率的态度来 讨论他们回归的细节问题，但流亡藏人并未打算接受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西藏。 结果，这次历史性的会谈在解决西藏问题上一无所获，相反，北京严重怀疑和达赖喇嘛 和解的可能性。         1982年会谈之后，流亡领袖继续攻击中国的政策和在西藏违反人权，这样的攻 击往往超越了实际情况反应的事实。例如，指控中国进行种族灭绝。 6。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藏 （3）1978年后（第三帖）          尽管北京严重怀疑和达赖喇嘛和解的可能性，但也不愿切断和达赖喇嘛的谈 判。1984年，藏人代表和中国的第二次面对面会谈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谈上，藏人带 来了准备好的谈判方案。他们声明，达赖喇嘛拒绝中国的五点方针。他们自己的具体建 议包括：“建立一个非军事化的，全面内部政治自治的大西藏。”这样的表态，显然从一 开始就不会有结果。北京无意讨论西藏的真正政治自治。他们期望提高西藏的稳定与安 全，而不是把西藏的政治控制让渡给流亡的“敌人”去搞乱西藏，更不用说还要控制大西 藏。一方面，达赖及流亡领袖们误判了他们自己的优势和北京愿意达成协议的限度；另 一方面，他们只是不想接受任何让步。中国的不妥协态度令他们既生气又失望，从感情 上也无法相信他们能够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达赖喇嘛 访问北京和拉萨的建议不了了之。          中国则继续推行其对内政策，到1985年末1986年初，西藏加强了胡耀邦所说的 自治状况。在这一状况下，大部分官员应该是藏人，自治区的官方语言是藏语。此外， 新任的西藏党委书记伍精华不是汉族，而是少数民族（彝族），意味着下一任党委书记 可能是第一位藏族党委书记。伍精华随即做出姿态，表现出他和政府尊重西藏文化，例 如，在节日穿着藏装。他还创造一种气氛，支持西藏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因此，至少在 藏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看来，拉萨处在一种有希望的气氛中。          然而中国仍然要承认，西方人所知道的言论和集会的政治自由，在西藏和中国 其他部分都是不允许的；但是，允许西藏文化和宗教在一个藏人占绝大多数的地区发展 繁荣，已经跨了很大的一步。越来越多的流亡藏人持“海外华人”签证访问西藏，大部分 到国外探访亲属的藏人也回国了。          达赖和流亡领袖于是发现自己处于尴尬境地。他们很清楚，北京无意让西藏享 有另外的政治制度，更不用说独立。他们也很清楚，北京正沉浸在某种成功感之中，感 觉其改革很可能会赢得，即使不是藏族人民的心，最少也是他们的胃。在拉萨和农村地 区，公社被解散了，物质生活极大地改善了。同时，中国的经济能力和国际声望不断增 加，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其与北京的战略关系。因此，流亡政府面临着真实威 胁，其在西藏问题中的角色可能被边缘化。           达赖及流亡领袖于1986～1987对此做出回应，他们发起新的政治攻势——这是 他们的“国际游说运动。”一方面，他们寻求新的西方政策和经济手段，来给北京带来压 力迫使北京做出让步；另一方面，给西藏的藏人以希望。85年后，达赖喇嘛越来越多获 得西方支持来解决西藏问题，实质上，想把藏人的注意力从他们的胃转向他们的民族心。           在达赖的“国际游说运动”中，美国政府是这场新的攻势的中心。美国在藏人 五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给他们提供了最多支持。但是，当美国放弃围堵中国，转而采取 缓和政策时，对西藏的直接援助结束了。西藏问题即使从边缘上都不再符合美国的国家 利益（上文说过）。          现在流亡政府的新攻势，对准了美国外交策略的软肋——国会，寻求重新获得美 国的积极支持。这一策略的关键创新是，第一次由达赖喇嘛将流亡藏人的政治讯息带到 美国和欧洲，特别是在政府论坛上。此前，他仅以宗教领袖的身份旅行和讲演。在西方 支持者、捐赠者、美国众议院同情者和国会助理的帮助下，他们发起了一场为流亡藏人 的事业赢得美国支持的运动。本质上，此运动重新定义了西藏问题的意义，从国家利益 的政治转向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美国对自由和人权的意识形态的承诺。其目标是创造一 种动力：引导美国去支持西藏，因为这是热爱自由的美国人的正义事业。         1987年，运动获得了几个主要突破。9月21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第 一次发表其政治演讲。这是一次精心准备、措词强硬的讲话，他谈到，西藏在中国入侵 时是完全独立的。达赖喇嘛将这次入侵称为中国对他的国家的非法占领。特别的，他 说，“虽然西藏失去了自由，不过按照国际法，今天的西藏仍然是一个被非法占领的独立 国家。”这次演讲也提出严重的人权侵犯指控，两次指控中国对西藏人民进行“大屠杀”。               美国众议院通过议案，谴责西藏的人权侵犯，指示总统表达对西藏的同情，敦 促中国和达赖喇嘛进行建设性谈判。        虽然国会的议案比起早已放弃的1960年克里斯蒂安?赫脱的立场要弱得多，而且 仅是“国会的认识”，但是达赖仍将其看成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以此为起点，国会将驱动 建立新的美国对藏外交政策，积极寻求西藏问题以对达赖喇嘛有利的方式解决。于是， 从此以后，美国再次活跃在西藏问题之中，尽管是通过国会而不是国务院或行政分支。        达赖在国际政坛上频频露脸，活跃于各个国家演讲中国的“暴行”，得到广大西方 国家的认同和支持，成功地推动了西藏问题的国际化，他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成为国际 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达赖在198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比起40年前那个不会说英 语，也不懂得西方政治的达赖，真让人感叹如今的达赖竟如此懂得玩弄和利用西方政治 为自己服务！ 主动放弃诺贝尔奖的人有： 1958年，俄罗斯人帕斯捷尔纳克(Pasternak)拒绝诺贝尔文学奖。 1964年，法国人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拒绝诺贝尔文学奖。 1976年，越南人黎德寿（Lê &ETH;?c Th?）拒绝诺贝尔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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