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ody 2007-2-18 10:21 PM
zz 從袁殊到曾達齋 從曾達齋到袁殊 (作者：長沙王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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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袁殊到曾達齋 從曾達齋到袁殊
█長沙王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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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馮錦榮先生
學生姓名：長沙王乂
學生編號：1999xxxxxx
提交日期：2002年05月04日
論文提要：1955年，震驚國內外之潘漢年、楊帆反革命案爆發。潘氏早前部下，特別是原中共駐滬情報人員，多受牽連。曾達齋為其中之一，卒被關押長達二十七年又五月之久。以下，將從投身潘氏旗下、鎮江清鄉事跡，以及誘潘降日三方面，分析此宗大案中的小人物。
關鍵詞(中文):曾達齋 袁殊 潘漢年 楊帆 王子春 歐陽新 戴笠 吳醒亞 黃寶石 李士群 岩井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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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少年袁殊
在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袁殊是頗為聞名的「漢奸文人」。抗戰勝利之後，當重慶方面正忙於接收、受降之際，袁殊突然消失，及後更為國府通緝。通緝的罪名除了甘當漢奸之外，還有投共一項。此時，袁殊縱橫國、共、汪、日的間諜身份，方才爆光。以下，將以1955年潘漢年案為軸心，淺述袁殊改名曾達齋，到回復袁殊之名的事跡。
袁殊，又名袁學易，生於辛亥年(西元1911年)農歷三月二十九日。遠祖為朱明軍隊百戶，洪武年間由江西遷入湖北。袁氏世為書香門第，到其父曉嵐之世，漸見沒落。袁曉嵐與四兄弟分家，得數畝花紅果園。曉嵐為前清圻春縣秀才，及後就讀於湖北省文普中學，精於算學，未見務農。袁殊母賈姓，據其孫曾龍回憶，似為湖北大冶人。袁母為前清官辦鹽商女兒。1成婚後，曉嵐多參與排滿革命，加入保路同志會，後成同盟會會員。雙十革命，曉嵐加入湖北日知會，曾?槍返鄉，欲奪取政權，旋即離去。及後，袁曉嵐以妻子嫁妝，於漢口開設人力車行，仍以參與革命活動為主。人力車行因經營不善而倒閉，袁曉嵐於1919年赴法勤工儉學，因在船上發生意外，右臂骨折，上岸就醫；被迫折返上海，於廣慈醫院休養。當時袁家由賈氏操持，靠娘家周濟及典當物品，維持袁學易及其弟學禮之生活。學易由五歲開始，於私塾啟蒙，三年當中打下國學基礎。賈氏父母於1919年去世，誓難依靠娘家，遂帶同稚子奔滬，與曉嵐團聚。2袁曉嵐出院後，任職中學教師，仍然無力供養家室；袁學易兄弟由表兄董純才照顧。及後，袁曉嵐參與國民黨駐滬機關的工團工作，兼職中學教師；因與學生姘居，棄賈氏母子不顧。
袁殊母子投靠董家年餘後遷出，袁母與學易以教浦東棚戶區工人識字維生。袁殊年少時亦曾賣大餅、油條、擦鞋、燒老虎灶，於啟智印刷所任排字工學徒，甚為貧苦。3後由袁父友人介紹，免費入讀上海立達學園。袁殊崇拜立達學園老師袁紹先、夏丏尊、豐子愷等，主張建立「無命令、無服從、無制裁的無政府狀態的社會。」4並參加無政府主義團體「黑色青年」。51925年，上海爆發「五卅」運動。袁殊年方十四，參與其中，進行罷工、罷市、罷課大遊行。此後，廣州軍政府準備北伐。在國民黨駐滬環龍路四十四號機關任職的袁曉嵐，招募當地青年，入讀黃埔軍校。因袁殊年紀尚幼，未被推薦。6
與此同時，袁曉嵐之友胡抱一被任為國民革命軍江南別動軍司令。因與袁殊共同信仰無政府主義，及其世交關係，胡氏任袁殊為秘書。7後胡、袁同往南京，遇「五卅」運動大廈大學學生代表，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七師政治部主任的邵華。胡抱一推薦袁殊，邵氏遂任袁為該部宣傳股少尉股員；8後任第六軍十八師政治部連指導員。9「四·一二」事變爆發，國共分裂，北伐受挫，袁殊離開國軍，返回上海。10可見，袁殊出身沒落官宦世家，幼年生活每況愈下，成為大城市最低層。後進入新式學校，受教於上海著名文人學者，吸收無政府主義。並參與統一戰爭，終因蔣氏清黨而退出。
二、建政前夕
袁殊返滬後，多參與文藝工作。直到1931年，在潘漢年介紹並見證下，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特工。在潘氏指揮下，袁殊先後打入中統吳醒亞派系、戴笠軍統、屬日本外務省的岩井公館，以及汪偽清鄉組織，並兩度負笈東瀛，搜集大量情報。自三十年代初始，袁殊以文人身份周旋於國、共、汪、日之間，其特務生涯維持了接近十五年之久。1945年08月15日，倭酋宣告投降，上海局勢混亂。此前，袁殊已得重要副手中共黨員翁從六之助，變賣資財，其中除用以購買數十槍枝及彈藥外，悉數經銀行轉與中共上海地下黨。9到了09月，重慶軍統任袁殊為忠救軍新編別動軍第五縱隊指揮及軍統直屬第三站站長，並安排袁在雙十節會見戴笠，而袁殊在10月07日，已抵達共軍控制區。10袁殊與翁從六、惲逸群一行離滬，同行的梅丹心在南京《周末報》撰文記述。1945年10月上旬一清早，一行五人抵達兆豐公園，由交通員王平和、黃煒帶領，沿滬青公路往中共新四軍淞滬支隊駐地，青浦觀音堂。進入共軍防地六號橋後，眾人沿鄉間小道步行，直至支隊司令部駐地。就在袁殊原定約見戴笠之日，國、共《雙十協定》簽妥，共軍淞滬支隊須撤至蘇北。由美國軍艦沿江護送，乘船通過國軍南通狼山轄區。因風高浪急，歷時三日方抵新港鎮，袁殊成功轉移至共軍駐防區域。11袁殊一行繼而前往淮陰，方才安頓下來。此後數月，袁殊埋首準備汪偽、軍統、倭寇特務之相關材料。1946年，中共華東局組織局長曾山允許袁殊重新登記入黨，因「袁殊」惡名昭著，建議改名。袁殊遂以「曾達齋」之名，重新加入中共。此消息是袁殊隨中共華中局撤退山東，途經臨沂附近村莊所得。阿英在《敵後日記》1946年09月27日言及：
「知楊帆、曾達齋等今晚移魯，楊約一月即返。」12
轉交曾山信件與袁殊的，正是阿英提及的楊帆。13不足十年之後，曾達齋捲入了潘漢年、楊帆的重大案件之中。曾達齋被任為華東局聯絡部第一工作委員會主任，獲旅級待遇。14自此，袁殊特工生涯結束，曾達齋開始了在中共政權之下的生活。
曾達齋被任為高級研究組組長，隨李一氓在山東煙台一帶，進行城市建設試點工作。同時協助審查國軍軍、師、旅、團級軍官戰俘。15工作以外，曾達齋以整理古籍，把玩古物消閒。阿英於1947年04月14日記：
早飯後，往南門樓，探望曾達齋，張耘老……至達齋同志處，看他的萬曆本《嘉言摘萃》。首萬曆江盈科序，內輯諸子萃言，凡六冊，所選皆習見子書及經書、史記。刻本類明末、清初翻本，一般而言，似非原刻本子也……復回達齋處漫談將級俘虜們現狀及其心理，及郝逆鵬舉之無聊有趣之絕食故事。16
及後，曾達齋隨李一氓調往大連。在梁國斌領導下，調查日本投降後，滯留該地的日籍科研人員情況。17曾達齋又以博古堂經理之身份，從事文物經營，並主理對香港秘密貿易工作。18曾達齋此時工作的危險與繁忙，比駐滬時遠遠減輕。1948年末到1949年間，曾達齋發表文章三十餘篇。1948年06月09日以筆名丁末寫有〈大連的春天〉，19刊於〈關東日報〉第一版。08月22日完成〈關東﹗好光景〉，20兩文記述倭寇被逐後，民心振奮，面向將來。09月，中共華北人民政府成立，董必武於大會閉幕時，宣佈華北地土改革基本完成；中華全國總工會於哈爾濱成立，曾達齋於該月12日作〈海燕之歌〉讚頌之。2110月03日，曾達齋以筆名溫超於《海燕》報第一版發表〈祝捷之秋〉，22以記共軍金秋大捷。當時濟南、開封已為共軍攻佔，太原、保定、長春、瀋陽被圍，中共兵鋒直指北平，國府在華北已然回天乏力。就在上文刊登不久，長春失守，曾達齋作〈長春頌〉。23 11月07日，〈長瀋三千年〉寫成，以記國府兵敗奉天，共軍掩有東北九省。2411月14日寫成〈取徐州〉，2512月05日發表〈下江南〉，記述國、共之間規模最大的淮海戰役(徐蚌會戰)，共軍取得重大勝利。及後，共軍發動平津戰役，12月19日曾達齋寫成〈北平黎明〉，其時共軍已經攻下唐山，張家口早成孤舟，並包圍南口、昌平、沙河、通縣、豐台、神台、良鄉等北平外圍，古都陷落，指日可待。26
與其任汪偽江蘇省教育廳長、鎮江清鄉專員之時，在拙政園寫下的文章相比，曾達齋在中共建政前夕，國共內戰期間完成作品所流露之情緒，全然不同。1941到45年間曾達齋文章的主題，隱約顯示其胸襟難抒，心情苦悶；如〈未迂腐的哀情〉、〈古城的遲暮〉、〈不能回信記〉、〈不知所云記〉、〈再生之圖式〉、〈不完篇記〉、〈涼宵記〉、〈殘箋〉等，不勝枚舉。遁走淮陰，特別是抵達大連後的作品，早前的抑鬱苦悶一掃而空。由此觀之，曾達齋對其子語，抗戰勝利後，或赴日、或留滬、或奔赴中共控制區，卒而選擇後者，應是出於自願。事實上，重新加入中共之後，曾氏政治身份、工作關係皆已完全恢復，其原屬上司如潘漢年等，亦見平步青雲。曾氏沒有必要寫作大量違心作品，以讚頌中共。曾達齋與中共、國府，甚而汪偽、倭寇都多有來往，而且長期於汪日控制的上海行走、工作。中共對他有所防範，甚至懷疑，都並不稀奇。曾氏對中共的忠誠情度如何，在眾多資料尚未開封之前，實在難下定論。綜合而言，曾達齋對離滬後的生活和工作，都頗為滿意，似為事實。
三、潘漢年案
在毛澤東於1949年10月01日，宣告中共建政之前，曾達齋已隨李一氓等抵達北平。隨後轉到李克農旗下情報部門工作，任一般幹部。工作地點為北京南小街趙堂子胡同，即五四運動時期，為愛國青年火燒的曹汝霖宅「趙家樓」。27因對日本了解，精通日語，此時曾達齋主力研究戰後日本發展。28韓戰期間，曾氏完成的材料，部份交與政治局參考，以了解美日動向。由於對材料準確性要求極高，據其子回憶，曾達齋忙碌非常。對曾達齋而言，在此其間唯一發生的大事，是與第二任妻子王端離婚。曾達齋在趙家樓的工作只維持了五年，即爆發了震驚全國的「潘漢年案」。
與曾達齋離婚後，王氏居於上海。曾達齋每次出差上海，仍前往探望王端。據王氏回憶，1955年初，曾達齋最後一次到上海，滿臉愁容。王端多番追問，曾達齋仍不說出原委。及後，曾達齋再次前往王端住處，突然說胡風被捕，他可能也要出事。此消息自上海公安局得來，王氏勸他轉往香港，曾達齋拒絕。二人最後一次會面，曾氏只說須立即回京，前途未卜，此後或許難以見面。29曾達齋被釋後，向其子分析，當時他有預感被捕的原因有三。一、三十年代之工作是執行王明路線，有路線原因。二、他個人過失，即政治原因。三、他不善處理人際關係，如郝鵬舉之事，但未有清楚說明，亦見派系因素。時任上海副市長的潘漢年，最後一次上京，致電曾達齋。二人預感快將出事，潘氏非常傷感的說，凡從事情感工作者，多沒好下場，中外同行一樣。30
1955年03月，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楊帆被捕，04月03日，潘漢年被正式通知，以「內奸」包庇反革命問題逮捕審查。31同月中旬，曾達齋接李克農電，乘專車開會。汽車直接開至監獄大門，曾達齋開始了其長達二十七年，比他為中共工作還要長三年的牢獄之災。32曾達齋於1955年被拘留審查，1965年才正式宣判，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按律本應於兩年後獲釋。文革爆發後，曾案重新審查，直到服役期滿二十年。於1975年05月，六十四歲的曾達齋，被送抵湖北漢陽大軍山少年管教所。當時曾達齋以「不戴反革命帽子之刑滿釋放就業人員」身份被安置，但仍無行動自由。331965年，對曾達齋判決書連同附件長達八頁，其重點有四。一、1935年袁殊向國府淞滬警備司令部偵輯隊自首。供出中共情報系統潘漢年、華爾敦之工作關係，誘捕與中共具工作關係之王螢。在武昌反省院期間，主編《誠化》半月刊。1937年，加入軍統。1939年，與日本駐日總領事岩井英一合作。1945年，再度接受軍統任命。二、抗戰爆發後，投靠日人。1939年10月，任「岩井公館」「主幹」。與岩井合謀，收買潘漢年，使潘於次年投敵，甘為日本特務。三、1941年07月至1943年底，任汪偽「清鄉」委員會之職。四、1945年10月，在「內奸」潘漢年掩護下，混入蘇北，次年再度混入中共。34以下，將從結識潘漢年，加入共產黨；任職汪偽政府，主理「清鄉」事務；以及與岩井英一聯繫，協助日人與潘氏合作，三個方面，分析上述判詞。
四、左傾思想
曾達齋，時名袁殊，從信奉無政府主義到加入中國共產黨之間，有一段蘊釀期。早在成為中共黨員之前，袁殊已因文化事業，與潘漢年認識。
自國軍退伍後，袁殊以參與文化活動為主，於1928年加入高長虹主持的無政府主義文藝團體「狂飆社」。35該社解散後，袁氏赴日留學，初次接觸馬克思著作，思想受到影響。36後以曾為「狂飆社」一員的身份，參加「聯合劇社」，主理外務。37「聯合劇社」在南京的演出甚為成功，引起南京市國民黨黨部注意。黨部主任賴璉、中央通訊社社長蕭同茲先後宴請劇社。袁殊於席上痛斥國民政府，發表左傾言論，與演員王螢同被目為左傾份子。38此後，袁殊繼續在上海文化界發展，其左傾色彩日見濃厚，成為他加入共產黨的先聲。袁殊於日本專攻新聞學，返國後以辦報為志。於1931年03月16日，發行周刊小報《文藝新聞》，到1932年06月20日停刊，剛好出版60期。39《文藝新聞》在當時上海文化界有一定影響力，對袁殊而言，更是其政治生涯新起點。
據著名作家茅盾回憶，「左聯」會刊《前哨》尚在籌備階段，《文藝新聞》已專門報道國內外左翼文藝動態，並配以短評。當時袁氏仍未加入「左聯」，但與其成員關係緊密。「左聯」成員投稿《文藝新聞》，及後更參與編輯工作，使之成為「左聯」外圍刊物。茅盾又說，《文藝新聞》以公正、中立，有聞必錄之面貌出現；與國民黨進行公開、合法的鬥爭，存在了一年零三月之久，是「左聯」所有刊物中，維時最長者。這使到「左聯」成員進一步認清合法鬥爭之必要，從而轉變策略。「左聯」成員於各中立商業文藝刊物投稿，愈見增多；亦在各學校組織「自由主義」文學團體，以反帝反封建社綱領。40可見，袁殊創辦的《文藝新聞》，對左翼文人與國民政府的鬥爭，實起了相當作用，影響非淺。對袁殊個人政治生命而言，《文藝新聞》影響最大，是對「五君子被害」事件的報導。
當《前哨》正在籌備之時，1931年01月17日，左翼作家殷夫、柔石、胡也頻、李偉森、馮鏗於東方飯店開會時被捕。02月07日，於龍華警備司令部當中四人遭槍殺，一人被活埋，41同時被殺的還有另外十八人。42「左聯」成員如錢杏?等人，雖早已得悉殷夫等人遇害，43但由於國民政府封鎖消息，各大小謀體未見報導。同年04月，時任「左聯」中共黨團書記的馮雪峰找袁殊談及此事。袁殊於《文藝新聞》第三、第五期，以仿照讀者來信形式，發放五位左翼作家被害消息。第六期刊登五位受難者照片，第十一、十三期《文藝新聞》先後登出悼念文章。《前哨》首期本於04月印成，原定25日出版；因此次事件，改為〈紀念五烈士專號〉，延至當年07月才正式發行。44《文藝新聞》率先報導五子被害，更見重要。袁殊此舉得「左聯」讚賞，親近左翼文人更見明顯。45「一·二八」抗戰期間，袁殊親赴前線採訪，加印《文藝新聞》特刊《烽火》。46《烽火》為日報形式，維時半月，每日行銷愈萬。勤業印刷所學徒義務加班印製《烽火》，可見青年工人，對該刊物愛國立場的支持。47戰事平息後，袁殊製作六萬言圖文並茂的《上海烽火》，對倭寇、西方列強，以及抵抗不力的國民政府，都予以譴責。其後，該專輯的工作人員先後加入中共，參與抗戰。48由此看來，袁殊左傾加劇，最終加入共產黨，亦合情理。直到上海淪陷以後，袁殊主理《新中國報》，仍對中共作出了一定情度的維護，延續《文藝新聞》合法鬥爭的路向。當然，這是極罕見事例，而且也是隱性的。下為一例。
1941年12月0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倭寇向西方國家宣戰。繼而進佔上海租界，大肆搜捕反日，特別是與中共有關之文藝界人士。中共作家錢杏?，即魏如晦，又名阿英，於該年歲末，舉家分成兩批，由十六鋪乘船離滬；及後抵達中共新四軍一師一旅駐地，蘇中三分區。49魏如晦於上海消失後，有報章稱他已於蘇北被害，疑是誣陷共軍所為。魏如晦在1942年04月08日，記有袁殊為之澄清一事：
三月二十一日上海偽《新中國報》副刊〈學藝〉〈學藝報導〉欄內，載餘消息一則，題為《魏如晦尚在人間》：
某報前曾一度揭載戲劇家魏如晦(阿英)在蘇北被地痞殺害消息，各小報並有專文表示悼意。現聞魏君並未被害，已由蘇北轉往內地。(鈞)50
袁殊編輯的《新中國報》被斥為偽報，因該報實受汪日支持。但此舉的而且確為中共洗脫殘殺文人的罪名。
五、結識潘氏
倭寇佔據上海期間，袁殊除出版《文藝新聞》及《烽火》之外，更組織「讀者聯誼會」，下設「演出部」，後獨立成「曙光劇社」。袁殊編《工廠夜景》，左派文人樓適夷作《活路》，兩部話劇都參與了「上海民眾反日救國會」主辦的抗日聯合大會演。郁達夫更點名稱讚袁劇。袁殊在兩份刊物和劇社的表現受中共賞識，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潘梓年，即潘漢年堂兄，邀請袁氏加入「左翼文化總同盟」，簡稱「文總」。51袁殊成為「文總」常委，和潘梓年、朱鏡我一同負責對下屬文化團體的聯絡工作。「文總」由「左聯」、「社聯」、「劇聯」組成。朱鏡我為「社聯」代表，田漢為「劇聯」代表，丁玲則為「左聯」，即「左翼作家聯盟」代表。52「左聯」之成立，直接由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幹事的潘漢年促成。1929年10月、11月間，潘漢年要求馮雪峰與魯迅商討成立「左聯」一事。53及後潘漢年為中共在滬特工首腦，袁殊成為其下要員。兩者關係，可自「左聯」、「文總」算起。在潘漢年推動成立左翼文化團體的同時，於1931年04月，他被調往中共中央特科，協助陳雲重整特科系統。
1931年04月24日，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於漢口被捕叛變，該黨駐滬核心人員，大部轉往共軍控制區。中共情報工作大受影響。54潘漢年減少在文化界的活動，轉而加入重建中共特工系統，特別是在滬情報網絡的工作。李克農調遷南京後，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簡稱八辦，主任一職由潘氏擔任；55同時潘漢年又任中央特科第三把手，兼第二科，即情報科科長。56潘漢年成為中共特科駐滬負責人。另一方面，袁殊早向中共文人夏衍表示入黨願望，夏氏不置可否。參與「文總」工作後不久，袁殊再向朱鏡我表示希望加入中共。四個月後，潘梓年會同潘漢年，於靜安寺愛文義路路口的咖啡館，會見袁殊。潘漢年透過馮雪峰、夏衍等人了解袁殊，從《文藝新聞》等工作中，得見袁氏左傾。遂於1931年10月，會面當日允袁加入中共，並下達特科任務。57此後，潘漢年主要助手王子春，又名歐陽新，58成袁殊的直接上司，助其完成特務工作。當時袁殊年方二十，此前更從未接觸特科工作，須受基礎訓練。袁殊由公開身份是汽車修理工的奧地利人司密斯訓練，反後改為居於成都路的四川人趙某和廣東人陳女士，59主要教授秘密聯絡方法。60
袁殊原為高調左傾文人，後成新科特工，在1935年前，已取得相當成就。袁殊子曾龍對此大表疑惑，袁氏認為自己成功於上海立足，並順利進行大量情報工作的原因有三。其一、中共，特別是王子春對其幫助、指導甚為重要。王氏為袁殊提供套取情報對象之性格，策畫與之親近的謀略，作用至為關鍵。其二、國民政府內部渙散，重視人脈、同鄉關係。袁殊得到其父袁曉嵐，父執胡抱一、方覺惠、蕭同茲，表親賈伯濤保護，同時又可利用他們的關係，打入國民黨陣容之中，以收集情報。如在宴請「聯合劇社」之時，袁殊在國民黨官員面前，力斥政府。國府已表不滿，並加以注意。及後袁殊安然無恙，即為南京市黨部訓練部長，袁父同事、同鄉方覺惠保護。61《文藝新聞》得以較長時間發行，也是拜袁父同事蕭同茲、方覺惠關說所賜。62賈伯濤為袁殊表兄，黃埔一期生，國民黨員，曾任黃埔同學會主席。63與賈氏之關係，有助袁殊取得國府軍部之信任。事實上，袁殊亦曾為中統、軍統等國府特工組織效力。其三、袁殊行事多留有餘地；如後人提及的李士群等人，如不影響特科工作，袁殊多與幫忙，64這不但有效擴展人脈，同時亦為保命之法。可見，袁殊加入中共，主要由潘漢年促成。此後袁殊加入特工系統，基本亦由潘氏領導。在1955年事發前夕，潘、曾二人同感焦慮不安；最後曾達齋亦因潘、楊案件，被捕入獄，也是不足為奇。
六、怪西人案
曾達齋須受牢獄之苦長達二十七年，其禍根早於他首次被捕，已然種下。就在他參與中共特科後不久，因上級被國府軍統捕獲，自己亦被受牽連。早在此時，中共特科，包括袁殊舊友如潘漢年、夏衍、馮雪峰等人，已對他不大信任。事實上，袁殊當時已被剔除於中共成員行列。1965年判決書認為袁殊在三十年代已投降自首的想法，早在他首度入獄之時，已然形成。
自袁殊加入中共特科始，與王子春合作無間，工作頗為順利。起初，二人每週會面一次，隨袁氏情報日增，改成兩次。到1934年底，到了接頭之日，袁殊於規定地點依時守候良久，仍未見王氏蹤影。接頭失敗即為斷線，對特務工作而言，非同小可。袁殊極為焦急，最後決定聯繫極少數知道他參與中共特科的人之一夏衍。65夏衍在其《懶尋舊夢錄》中提及：
袁殊在《文藝新聞》停刊後參加了特科工作，這我是知道的，他還一再要求我給他保守秘密，也有相當長的時期，我們之間沒有來往。大概在1933年春，他忽然娥我見面，說他和特科的聯繫突然斷了，已有兩次在約定時間、地點碰不到和他聯繫的人，所以急迫地要我幫他轉一封給特科領導的信。66
1933年似為1935年之誤。由於特科為特殊、獨立的組織，為安任、保密起見，一般中共黨員，不得與特科人員往來。但由於國府追剿共黨甚嚴，情況緊急，夏衍終亦答允。當時蔡叔厚由中共特科轉至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夏衍遂把袁信交與蔡氏。出乎夏衍預料的是，蔡叔厚未把袁信轉交中共，而是把他直接納入第三國際的情報部門。這一點，蔡氏未向夏衍交代，袁氏本人亦未得知。67直到袁殊首次被捕入獄，方才得悉與王子春斷線後，自己的工作機關由中共改為共產國際。
就在袁殊不知就裡的為第三國際收集情報不久，爆發了轟動中外的「怪西人案」。據國民黨特務沈醉稱，案件線索由軍統湖北站發現，逮捕中共黨員關兆南，並命他寫信到上海，誘相關人員接洽。中共派出陸獨步抵達武漢，旋即被捕。戴笠把陸獨步押解上海，引出陸兄海防。陸海防供出其上司所在，帶同軍統人員於法租界法國公園埋伏。陸海防上司為歐洲白人，陸氏只知他為第三國際人員華爾敦。法租界巡捕房見被捕者為白人，身上未有物證，68甚至連身份證明都沒有，不允立即引渡，還押看管。69次日，陸海防再供出一些與他有工作聯繫之人，沈醉回憶：
「經我去逮捕能記到姓名的有電影女明星XX。當時她正在主演一部影片叫《自由神》，特務們把她逮捕以後，曾當年譏笑她「自由神今天可可能自由了」……另一個被捕的袁X，又名袁XX，是個左翼作家，他寫的書和文章都一起被抄，當時也同到優待。」70
沈醉提及的女明星為袁殊在劇社時合作的王螢，袁、王於1929年已然認識，後成摯友。王螢被關押一週後獲釋，袁殊因為確曾透過陸海防聯絡「怪西人」，被嚴密盤查。陸海防投降後，向袁殊展示其字跡，袁氏方才明白，一直與他秘密聯繫，交付工作的上級，正是陸氏。王螢事年告一段落後，戴笠命武漢行營中校法官徐業道，考察袁殊。當時袁殊思想動搖，徐氏向他招手，表示允其加入蔣氏陣容，為抗日大業效勞。袁殊考慮過後，寫下數十言：
「我不認識怪西人，過去也不認識陸海防，但從事過共產黨的秘密情報工作，現在中日兩國的問題是抗日問題，希望蔣先生領導全國人民抗日。」71
事隔多年，袁殊就此解釋道，陸氏已供出一切，再行隱瞞已無意義。此外，抗日為國人之心願，表明擁蔣抗日，亦無不可。事實上，由於中共和共產國際特工實行嚴密的縱向聯繫，在其上級悉數被捕的情況下，袁殊自首，亦未對共產黨的情報系統造成明顯破壞。針對特工而發《中國共產黨黨員秘密守則》表明：
七、凡是未經過上級批准和允許的黨員絕對不應公開自己的黨籍，更不任意與其他同志發生橫的關係。
八、同級黨部的同志凡是沒有得上級的允許者，絕不應發生橫的關係，即使為了工作上的需要，必須要發生聯繫時，一定要報告上級，同時也只能商討一般工作中的聯絡問題，絕不能涉及工作內部的問題。72
該守則於1939年印行，但當中要目，早在此前予以嚴格執行。因此，「怪西人案」雖震驚中外，華爾敦終亦交赴華界，陸海防、袁殊等人伏法，但對中共和第三國際的打擊始終有限。然而，對袁殊個人而言，此次被捕入獄，卻是其政治生涯災難的根源。
七、自首認罪
被關押一個多月以後，宣判袁殊刑罰。袁殊意想不到的是，承審該案的非並武漢行營軍事法庭，而為地方法院。檢察官以「危害國民緊急治罪法」起訴他，判決時卻以「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思想」的「思想文化罪」論處，判監兩年九個月，按律減刑一半，只需執行刑期一年三個月。刑罰甚輕，主要是因為袁父向陳立夫求情，夏衍、蔡叔厚等人亦托人解救，甚至日本駐滬領事館亦起了作用。73袁殊與日人關係，將在後文論述。
袁殊先在第一監獄病號室獲「優待」兩天，隨即轉送湖北省反省院。該院院長為黃寶石，是中統吳醒亞湖北幫「參謀長」。袁殊曾受王子春之命，以袁曉嵐子、湖北同鄉的身分，打入中統吳醒亞派。此次由軍統轉交中統，陳立夫的作用尤大，袁殊在獄中待遇自然較優。74董純才回憶到武漢反省院探望袁殊：「他身穿長袍，養得胖胖的一點也不像囚犯。」袁父病故後，袁殊更出獄處理後事，把袁曉嵐欞柩送返湖北圻春，方才回到反省院。被關押期間，袁殊以讀書、寫字、打球，時而寫新聞學短稿渡日。袁殊更受黃寶石之命，重操故業，辦《誠化》半月刊，刊行兩期，即不了了之。75此次被捕，袁氏獄中生活堪稱舒適自在，正真災難的伏筆，反而發生在出獄之後。1936年05月，袁殊刑滿出獄，黃寶石贈與二百元錢，以及一張直通南京的船票，要求他晉見陳立夫。76袁殊以路費已足，並未接受贈款。輪船停泊南京，袁殊並未登岸，直到抵達上海，方才下船，會見親人。77袁殊返滬後，未能聯絡舊友，甚為焦慮。最後透過黨外左傾人士孫師毅約見馮雪峰。馮氏建議袁殊先謀中學教職，以休養生息。袁殊決定再次赴日留學後，馮雪峰交予路費五十元。78當時中共對獲釋的袁殊並不信任，未予返回特工部門。因「怪西人案」而入獄，實是袁殊政治生涯的分界線。這一點，在往後眾多言及中共三、四十年代在滬特工的回憶錄或傳記中得見。中共認為袁殊認罪，為妥協、退讓，並特別注意擁蔣抗日之語。而袁殊被從輕發落，其態度軟化，亦被目為主因。79直到袁殊再度自日歸國，馮雪峰、夏衍等人，仍覺他不堪重用。夏衍曾感嘆潘漢年「用人不慎，輕信袁殊就是一例。」80潘漢年希望透過袁殊與日人特殊關係，擴展情報網絡，也認為所冒風險極大；信任袁殊，更有可能危及自己的安全。潘氏的心態是自日人手中，爭取袁殊回來。811939年05月，袁殊在香港與潘漢年會面，向他詢問自己的黨籍情況。潘漢年表示仍須繼續觀察其表現。可見，即使在1936年，袁氏與馮雪峰聯繫，次年重新向潘漢年提供情報，彼此仍只是合作伙伴關係，而非中共之內的上下級。82此後，袁殊受命打入汪偽陣營，雖有相當建樹。但也決非所有任務，務必盡力。特別是潘漢年離滬，進入淮南共軍控制區後，袁殊更曾對聯絡人員避而不見。83在中共看來，這都是袁殊並不可靠之明證。直到1954年，中共軍委審幹，仍認為袁殊在1935年被捕後自首，屬嚴重政治錯誤。84而這更成為次年袁殊被捕，收關二十七年之久的主要罪證。袁殊首次被捕埋下的伏筆，直到他最後一次獲釋，方才消散，影響至巨。
八、鎮江清鄉
關於「清鄉」一事，袁殊的確在汪偽政府擔當相關職務。問題在於當時袁氏是否受命於中共，曲投汪日，以及在江蘇「清鄉」期間的具體所為。
1941年03月末晚上，汪偽特務總管李士群奉汪精衛諭，任袁殊為「清鄉政治工作團團長」。85「清鄉」主要目的為肅清長江三角洲一帶的國、共游擊隊，以加強汪日對此帶的政治、經濟控制。經潘漢年首肯，袁殊履職。潘氏下達任務有三，一、搜集清鄉情報，二、約束部下避免傷害平民，三、營救、保護中共人員。8607月，清鄉政治工作團於蘇州大石頭巷，原張愛玲老家掛牌。政工團約三四十人，潘漢年派出曾於夏衍《救亡日報》任記者的葉德銘協助袁殊，任其秘書。87潘氏此舉應有監視袁殊之意。此外，潘漢年與時任江蘇省主席的李士群亦有會面，李氏提供了部份倭寇「清鄉」動向，使中共新四軍有所準備。88可見，當時特務之間的交往極為複雜，敵友難分，離合無常。彼此之間的關係只建基於互相利用之上，而難以簡單劃分。袁殊最終也達成了不少潘氏交付的任務。
倭寇「清鄉」，駐常熟東壙地區的西尾中隊向民眾迫供，得到了某地有一名女青年或為共軍的消息。袁殊自該區顧姓區長得悉，西尾中隊俘獲懷疑中共人員的情報，前往解救。袁殊援引「清鄉」條列，軍事歸日方，政治由中方處理，向西尾要人。該名女青年最終轉交袁殊，真名吳中，原任中共蘇州縣委宣傳部長。同時，奉蔣介石之命打入汪偽之「清鄉」保安處長唐生明，略知袁殊與軍統有關，把於常熟滸浦俘獲的五、六名新四軍成員，交予袁殊。袁殊命葉德銘招待吳中等人，及後他們都可自由活動，多抵蘇北共軍控制區。吳中則留在政工團中；另一女俘虜史征，則被安排在袁殊任校長的江蘇省教育學院主理財務。89及後，袁殊轉任「清鄉鎮江公署」專員，繼續運用權位，營救新四軍被俘成員。90除了江蘇，潘漢年對在香港相關人士的轉移，袁殊也出了一分力。劉人壽記：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中共)中央指示廖承志、劉曉、潘漢年幫助在港民主人士安全離港。潘漢年單位，經中央同意，由潘親自部署，通過特殊掩護將內勤部份轉移上海，外勤部份轉移到內地。1942年11月，經中央同意，利用李士群掩護江蘇省委領導人劉曉、王起山等與潘一撤退到新四軍淮南根據地。91
劉氏提及的兩次人員轉移行動，袁殊都有參與。12月08日，袁殊自寧返滬，向潘漢年報告，汪偽陳壁君、陳君慧、林柏生等，組已飛抵香港，意圖誘騙滯港名士與南京合作。為撤走中共在港情報人員，潘漢年亦須聯絡岩井。袁殊遂致電岩井，隨潘直抵使館與之面談。由於潘漢年與在港人員聯繫已斷，袁殊立派葉德銘赴港。由於葉氏雖曾負笈東瀛，但日語一般，在袁殊要求下，岩井派袁氏好友德田太郎與葉一道南下；與日本駐港領事聯絡，完成中共交托的任務。潘氏在港部下，如陳曼雲、張唯一、華蒂等，乘坐日本軍用飛機直達上海。該批人員在滬生活問題，亦由袁殊解決。此外，八百多名在港民主人士，如孫夫人、何香凝、柳亞子、陳濟棠等，亦成功轉移內地。92袁殊認為，因為當時香港糧食不足，倭寇又輕視文人，視之為包袱，以致事件進行，如斯順利。93
及後，如引文所述，潘漢年須轉移江蘇省中共核心人物至共軍控制區域，袁殊接受任務。袁殊任偽職的鎮江，本為連接蘇北的交通要道；上任不久，袁氏即到內河輪船馬頭巡察，並屢屢隔月撤換馬頭的「封鎖主任」；使之難以熟悉環境，有利中共人員北渡。駐守當地的倭寇為一個步兵聯隊，一個騎兵聯隊，屬下村定師團。袁殊上任前曾在南京拜訪該師團團長。下村定將鎮江五縣軍事地圖，贈與兼任汪偽鎮江地區保安司令的袁殊。袁氏把地圖翻拍成照片，交與潘漢年。94自此，袁殊一方面利用職權，一方面利用與汪日人員的關係，套取情報，使鎮江成為中共人員轉移的要道。95此外，袁殊還自岩井處取得了潘漢年的特別通行證，上書：
凡駐滬軍、憲、警等人對此證持有者有所檢問，務須與日本駐滬總領事取得聯繫，不得造次﹗
保障了潘氏往來行走之安全。倭寇憲兵逮捕魯迅夫人許廣平女士後，袁殊與李士群聯繫。及後，許女士被引渡到汪偽特工總部，李士群將之釋放。可見，袁殊在滬和任職鎮江期間，保護和轉移了不少抗日有功的中共成員及愛國人士，應記一功。指責他在「清鄉」期間，掃蕩中共江南抗日根據地，雖非全然不可信；但最起碼，這決非事實之全部。袁殊任偽職，特別是主理「清鄉」事務期間，的確為抗日戰爭作出貢獻，此點不容抹煞。
九、倭寇動向
袁殊與中共特科的關係雖已改變，但他仍然為潘漢年提供不少重要情報。袁殊的特務工作，為抗戰事業作出相當貢獻，這一點，日後也為中共承認。劉人壽原為潘漢年部下，總結抗日期間，潘氏所得七項重大情報當中，德國侵蘇後，日軍動向為其中之一。而日軍南進東南亞的消息，最早是由袁殊提供的。61此外，袁殊還完成了其他對日情報刺探任務，如日本外務省與蘇聯進行互不侵佔條約談判、美日談判進展及破裂等。62潘漢年亦因此倍受肯定，詳見1982年08月《中共中央關於潘漢年冊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
1941年07月到10月，潘漢年向延安發出日軍動向的情報：一、從華中日軍參謀部獲悉，德蘇戰事爆發後，日皇表示對蘇作戰不得魯莽從事，須靜待時機。二、從日本駐滬領事獲悉，如美堅持對日禁運，日軍將侵占荷屬印尼、菲律賓。日本將先發制美。三、日本海軍及近衛首相主張利用美國對日妥協，先佔安南、再染指緬甸，然後才轉攻蘇聯。陸軍方面則主張直接北進蘇聯。四、07月，近衛首相將主張北進之松岡逐出內閣。五、09月，在華日軍已抽調一部南下，圖謀泰國。六、09月，日本御前會議通過《帝國國策實施綱要》，繼續對美談判，同時加緊備戰，以10月上旬為限，完成對美發動戰爭之準備。七、10月18日，東條組閣，繼續與美談判，以為煙幕，準備作戰。上述情報轉至莫斯科；蘇聯因而抽調東邊防禦部隊西緩，保衛莫斯科城，最終擊退德軍。63
日軍放棄北攻蘇聯，轉而南進的動向，於莫斯科保衛戰前夕，方才轉至延安和蘇方。早在1937年，袁殊已假冒日本學生，進入淞滬前線，刺探日方軍情。64而潘漢年所得日軍南向的戰略情報，最早也是由袁殊提供。1940年春，袁殊以汪偽「興亞建國運動」代表身份赴日。外相野村吉三郎對袁殊說，振興東亞最大的障礙是西方列強，尤以美國為甚。美國向國民政府提供大量物資，抵抗日軍，而蔣亦甘被西方殖民者利用。根據此段談話，袁殊認為日美關係已然破裂，日方認為美國是其稱霸東亞的主要對手。65參謀本部宣傳局長石島和中國課長吉野，再度向袁殊表示必須驅除英、美在東亞勢力。更為關鍵的是，石島認為西伯利亞東部荒涼寒旱，居民以斯拉夫人為主。言下之意「大東亞共榮圈」並不包括蘇聯亞洲部。吉野明確表示，「大東亞共榮圈」包括日、滿、中、緬甸、印度支那、馬來半島、英屬印度、菲律賓群島、荷屬東印度群島，十億人民二千萬平方公里的地區。同時強調南下以取得石油的重要。66此後，與首相阿部信行、樞密院議長近衛文磨的談話，也使袁殊相信，日軍的戰略將是南進，而非北侵。67一名自海南島歸來的共同社記者，向袁殊表示，日軍兩師團於當地山區進行熱帶叢林戰事訓練。《朝日新聞》社負責工業報導的主任，吹噓日本正建造兩艘超大型航空母艦，一為「大和」，一為「武藏」。每艘都以能夠對付兩艘美國航空母艦的標準設計。(筆者按，大和、武藏為史上威力最強、噸位至大之戰列艦，而非航空母艦。事實證明，該級戰列艦未可與美軍航艦抗衡。1944年10月24日黃昏，武藏號遭美海軍戰機炸沉。1945年04月07日，大和號爆炸沉沒，艦上三千零六十三倭寇葬身海底。)結合朝野消息，袁殊認定日軍南進之局已定，返滬後，立即向潘漢年匯報。將近兩年之後，蘇聯情報員佐格爾、中共日籍特工中西功等，對日軍南進「開戰日期」都發出了情報。與上述二人不同的是，袁殊在事發前一年多所提供的是戰略，而非戰術情報，參考價值更大。及後，蘇聯歷史文獻記錄片《莫斯科保衛戰》解說：「根據來自中共的可靠情報，斯大林果斷調兵」，從而擊退納粹軍隊，取得莫斯科保衛戰的重大勝利。68袁殊對二次大戰盟軍勝利所作的貢獻，應得充分而公正的認識。
十、誘降事件
判決書之中，關於為日人誘降潘漢年一事，可說是曾達齋最大罪狀。事實上，潘漢年曾多與日人聯絡，有部份交往內容，並未及時向中共中央匯報。這成為潘氏至為昭著的「劣跡」。曾達齋因潘、楊大案牽連入獄，他和日人交往，特別是為潘氏與汪日連線，自然倍受注目。潘氏降敵罪，曾氏誘降罪，主要由二人與日本駐滬使官，岩井英一的關係所「造成」。
日本大使館情報部，成立於1932年10月。駐華使領館特設有情報部與其他偵察機關，每年在中國所使用之機密費，近一千萬元。1937年，日本外務省亞洲司中國局之預算當中，機密費更逾千萬。上海為日本對華偵察重點，日人在該地建立的情報網絡最為緊密。領事館內偵測機關，直接受東京外務省之命，不為駐華大使統制。1938年，岩井英一主要負責成都事務。及後，岩井轉任駐滬副總領事、總領事，成為日本在華情報系統的重要成員。96
袁殊方面，1929年08月赴日留學。首次接觸共產主義著作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發達科學》，對無政府主義的信仰開始動搖。97自反省院獲釋後，袁殊於1936年，再度負笈東瀛。當時岩井被暫時調返東京，袁殊亦有登門拜訪。直到次年04月，因中日關係突變，與其他留學生一樣，袁殊被驅逐回國。98除了進修新聞學，袁殊還分別於1934年及1939年兩度赴日，不論在費用上，還是人事安排上，岩井都起了相當作用。汪偽「還都南京」以後，袁殊受重慶軍統之命，意圖行刺李士群，失手被擒，更是由岩井解救。99可見，袁殊與日人，特別是岩井英一的關係非淺。據袁殊回憶，二人相識，實由潘漢年得力助手，王子春策劃。三十年代初，日本駐滬總領事館，按月舉行記者招待會。「九·一八」事變後，自是門庭冷落。而王子春則指示袁殊務須出席，以靜候機會，刺探日方情報。及後，袁殊在場面冷清的記者會上，閱讀日文《中央公論》，引起記者會接待人員比索太郎注意，並向岩井報告。岩井與袁殊交談後，互換卡片。中國記者通曉日語者稀，留日修習新聞專業的更少，因此岩井對袁殊印象較深。100約半年後，岩井月付二百元正，聘袁殊為特務。袁殊事後匯報王子春，王氏允准，並囑其亦須向吳醒亞交待。袁殊稱，岩井知悉他隸屬中統，而不了解其中共黨員的身份。101到了抗戰爆發前後，岩井回到上海，在文師監路一所新建五層樓內一個公寓，成立「特別調查班」，袁殊亦有參與。對內，是將情報譯成日文，交與領事館。情報原稿多於香港領事館收集好後，再轉至上海。對外則負責訓練日本新情報員，培養漢奸；受訓總人數約為二十，多為東亞同文書院學生。袁殊參與調查班，潘漢年與重慶方面，都了解到。102在三、四十年代，袁殊成為中共與日本情報部門聯絡的重要人員。
所謂誘降事件，發生在1941年初。袁殊稱，潘漢年突然要求親晤岩井英一，袁氏認為此舉極其危險，而予以勸阻。潘氏堅持要與日人面談，袁殊便執行任務。按潘漢年指示，袁殊向岩井表示，有一名宋子文朋友胡越明，要求晤見。由於早前發生了「桐工作」事件，令岩井倍加小心。1939年底至次年秋，以日軍參謀本部情報人員為核心，對重慶進行「桐工作」，以誘和蔣介石。軍統遂將計就計，派出曾廣假冒「宋子良」，與日人周旋，日方誘和計劃悻悻然結束。103經袁殊穿針引線，潘漢年與岩井建立了合作關係，彼此互換部份情報。當然，這不能成為潘氏叛國、反革命之罪證。特工之間的鬥爭與合作，並不能簡單、直接的說明敵我關係。正如曾龍所言，要成功特務人員的言行單純清晰，根本是不設實際。而事實上，潘氏與日人交通，也沒有具體證據說明危害了國、民利益。對中共而言，更是多受裨益。袁殊說，經過「桐工作」受騙後，岩井仍深信潘漢年編造的身份，是因潘氏言談見識，與「胡先生」相符。岩井為日本在華特工頭目，對重慶、中共多有滲透，更重要的是，李士群手下中共叛徒不少，對潘氏身份，不可能不予懷疑。袁殊說法，不合情理。
事件真相，可能是恰恰相反。除袁殊所述外，不少相關著作指出，岩井早已知悉潘漢年的真正身份。在同潘漢年會面後，未待岩井詢問，袁殊就主動介紹自己與潘氏接觸情況。而且暗示「胡先生」即為潘漢年。104岩井長期與潘漢年合作，而不點破其身份，主要是想利用潘、袁，盡量掌握中國內地形勢，以及重慶與西方、蘇聯之聯繫。而且在情報戰上久經沙場的岩井，必然明白在此特殊領域，收穫與付出互為條件。在可承受情況下，以一定代價換取獨有成果，是划算的。另一方面，岩井也未讓太多手下知悉潘氏身份。如多番在香港與潘漢年接觸的日本特務小泉清一，就不確定對方來頭。105岩井所為，符合特工既大膽又謹慎的處事作風。由此觀之，袁殊早向日人泄漏秘密，而岩井因實際需要而不予點破，似更可信。綜合而言，誠如袁殊所說，潘氏為其上級，主動提出約見岩井，他也只是完成任務，並無「誘捕」可言。然而，從袁殊不為潘漢年隱密身份看來，他對中共的忠誠亦非絕對，此後中共中央對其指責，亦非言之無憑藉。袁殊此舉對潘漢年個人，乃至整個中共情報系統，特別駐滬方面，都造成極大威脅。袁殊被釋後，多番提及自己曾犯重大政治錯誤，但從未明言的，很可能就是此事。
十一、終獲平反
1980年01月，曾達齋仍未完全恢復自由，以帶罪之身去到北京。此後兩年多，他一直在京處理平反問題。106及後，老友梅益有意介紹曾氏到社科院新聞研究所工作。曾氏政治身份的恢復，似有眉目，一兩月後，對方不再提及此事。曾達齋推測，應是中社部從中阻撓。當年夏季，一名原社會部領導幹部拜訪曾氏，並提供公款三百元，以補助生活。曾氏父子都以為平反在即。曾達齋要求到日本或香港去，在當時政治情況之下，並未如願。1071982年08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為潘漢年恢復名譽的通知。09月07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決書〉，宣佈潘氏無罪，撤銷原判。潘漢年平反後，上海成立復查清理小組。據各單位材料，因牽涉潘案被捕者，達八百三十餘人。受其他處分者逾百人。此近千人中，市級黨政部門幹部一百七十人，中共黨員九十一人。受此事件誅連得不公平待遇，但未曾入獄之領導幹部及知名人士，不在此數之內。其中絕大部份得到平反。108
1982年09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判決，撤銷1965年判罪，宣告曾達齋無罪。同日，公安部、調查部復查曾達齋政治問題。確認他於1931年加入中共，恢復其黨籍。109原沒收財物折價歸還，於北京西苑，分配新房一套。經二十七年又五月，曾達齋恢復自由，中共亦與上述補償。「袁殊」之名恢復，從此不用「曾達齋」。
十二、結語
袁殊生於憂患，年少生活清苦。進入立達學園後，政治思想逐漸成形，信奉無政府主義，這也是對其時腐敗政局之反動。後得父執之助，加入國民革命軍，參與北伐大業。年青的袁殊，表現了關心政治，熱愛國家一面。直至蔣氏「清黨」，袁殊政治理想受到打擊，遂留居上海，棄戈從文。1929年赴日留學，除打下日語基礎外，也吸收了一些共產主義思想。返國後不久，因其左傾言論，引起國、共注意。不久，即參與了潘漢年主持之中共特科。在王子春、潘漢年指示下，先後打入中統、軍統、汪偽，以及日特組織；從此展開其四面諜生涯。在此期間，袁殊因怪西人案入獄，其中共黨員身份已失。但袁殊與中共的情報合作關係未斷，提供了日軍戰略動向等重要情報，對抗日戰爭，乃至蘇聯阻抑納粹德國進攻，都作出相當貢獻。袁殊擔任偽職，自是大受鞭撻。然而，在鎮江「清鄉」其間，袁殊實亦保護、轉移一些抗日義士。事實上，正如其子曾龍所言，在此特殊戰線上，若要有所成就，要清白無垢，毫無可能。綜合而言，袁殊雖周旋於國、共、汪、日之間，但由少年時代開始，他對共產主義感興趣，並願為華夏再興而奮鬥，應為事實。以「漢奸文人」之名冠之，實亦不公。本文只以公開材料及時人回憶，相互比照，結納重點而來；多有不足，還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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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 15360字)
1 曾龍：《我的父親袁殊》(南寧︰接力出版社，1994年)，頁28-29。
2 曾龍：頁32-34。
3 胡肇楓：《劍膽琴心—紅色情報員袁珠傳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09-10。
4 曾龍：頁38。
5 胡肇楓：頁29-30。
6 曾龍：頁45。
7 趙風：〈袁殊傳略〉，《袁殊文集》(南京︰南京出版社，1992年)，頁08。
8 趙風：頁08。
9 胡肇楓：頁291。
10 曾龍：頁250。
11 曾龍：頁251-252。
12 阿英：頁596。
13 胡肇楓：頁296。
14 曾龍：頁254。
15 趙風：頁31。
16 阿英：頁837。
17 趙風：頁31。
18 曾龍：頁256。
19 袁殊：〈大連的春天〉，《袁殊文集》，頁267。
20 袁殊：〈關東﹗好光景〉，《袁殊文集》，頁278。
21 袁殊：〈海燕之歌〉，《袁殊文集》，頁274。
22 袁殊：〈祝捷之秋〉，《袁殊文集》，頁281。
23 袁殊：〈長春頌〉，《袁殊文集》，頁289。
24 袁殊：〈長瀋三千年〉，《袁殊文集》，頁294。
25 袁殊：〈取徐州〉，《袁殊文集》，頁294。
26 袁殊：〈北平黎明〉，《袁殊文集》，頁310。
27 曾龍﹕頁262。
28 趙風：頁32。
29 曾龍：頁275。
30 曾龍：頁276。
31 張重天：《狂人自白—楊帆冤案始末》(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頁82。
32 曾龍：頁278。
33 曾龍：頁15-16。
34 曾龍：頁21-22。
35 曾龍：頁50。
36 胡肇楓：頁10。
37 曾龍：頁67。
38 曾龍：頁68-69。
39 曾龍：頁70。
40 茅盾：《我走過的道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455-456。
41 胡肇楓：頁03。
42 曾龍：頁78。
43 錢瓔：《錢杏?紀傳》(太原︰人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65。。
44 茅盾：頁454。
45 曾龍：頁79-81。
46 胡肇楓：頁12。
47 曾龍：頁99。
48 曾龍：頁99-100。
49 錢瓔：頁105, 110。
50 阿英：《敵後日記》上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273。
51 胡肇楓：頁13。
52 曾龍：頁108。
53 馮雪峰：〈左聯的成立與潘漢年的作用〉，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潘漢年在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94。
54 建華：《中共中央特科紀實—追殺》(烏魯木齊︰伊犁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306。
55 朱志良：〈潘漢年在上海八辦〉，《潘漢年在上海》，頁143。
56 尹騏：《潘漢年的情報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06-07。
57 胡肇楓：頁16-18。
58 尹騏：頁09。
59 胡肇楓：頁22。
60 曾龍：頁116。
61 曾龍：頁69。
62 曾龍：頁101。
63 曾龍：頁31。
64 曾龍：頁151-153。
65 胡肇楓：頁85-86。
66 夏衍：《懶尋舊夢錄》(北京︰三聯書店，1985年)，頁278。
67 曾龍：頁157-158。
68 沈美娟：《沈醉回憶作品全集》(北京︰九洲圖書出版社，1998年)頁58-59。
69 曾龍：頁159。
70 沈美娟：頁60。
71 曾龍：頁167。
72 中共問題原始資料編輯委員會：《中共的特務活動—中共原始資料彙編之三》(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頁02。
73 胡肇楓：頁107。
74 胡肇楓：頁107。
75 曾龍：頁172-173。
76 胡肇楓：頁111。
77 曾龍：頁174-175。
78 曾龍：頁175-176。
79 尹騏：《潘漢年的情報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100-101。
80 張雲：《潘漢年傳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222。
81 尹騏：頁104。
82 胡肇楓：頁154。
83 尹騏：頁114。
84 張雲：頁223。
85 胡肇楓：頁230-231。
86 尹琪：頁147。
87 胡肇楓：頁232。
88 尹琪：頁146。
89 曾龍：頁220-222。
90 胡肇楓：頁240。
91 劉人壽：頁164。
92 胡肇楓：頁256-258。
93 曾龍：頁243。
94 胡肇楓：頁274-276。
95 曾龍：頁232。
96 鍾鶴鳴：《日本侵華之間諜史》(漢口︰華中圖書公司，1938年)，頁64-66。
97 曾龍：頁62。
98 胡肇楓：頁122。
99 胡肇楓：頁173。
100 胡肇楓：頁62-63。
101 曾龍：頁133-134。
102 曾龍：頁195。
103 藤井志津枝：《日本對華諜報工作—誘和》(臺北︰文英堂出版社，1997年)，頁173。。
104 尹騏：頁109。
105 胡肇楓：頁112-113。
106 曾龍：頁297。
107 曾龍：頁299-301
108 張雲﹕頁383。
109 曾龍﹕頁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