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是一个极其严整的理论体系，既包括战略防御思想，也包括战略进攻思想。1936年，毛泽东撰写的重要军事理论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集中论述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他本来还准备专门写战略进攻等问题，后来由于“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就搁笔了。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夺取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极好地体现了他的战略进攻思想。

　　积极防御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但这并不是说战略进攻思想不重要。毛泽东曾经指出，战略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没有战略进攻，就无法达到战争的最后胜利。同时，防御与进攻又是相互统一、互相渗透和相互转化的。实行积极防御，不是单纯进行防御，而是防中有攻，战略上防御，战役战术上进攻；防后有攻，防御必将转为反攻和进攻。与战略防御思想一样，在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中，战略进攻思想也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毛泽东战略进攻思想，是随着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不能反映毛泽东战略进攻思想产生与发展的全过程。事实上，这一思想是随中国革命战争的产生而产生的，以后逐步发展起来，到解放战争中期以后，形成了完备的理论形态。这一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土地革命战争到解放战争初期，是毛泽东战略进攻思想产生和初步探索时期。土地革命战争中，形成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防御是为了反攻和进攻，这就包括有战略进攻的思想要素。抗日战争中，中国是被侵略者，是实行防御。1938年5月，毛泽东在一封信中指出：“抗日战争当然没有什么战略进攻，只有战役反攻及战略反攻，是整个防御战略中积极的部分，靠此部分战胜日本，通俗地说，谓之进攻当然也是可以的。”在他所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还专章论述了“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问题。解放战争战略防御阶段，人民解放军在实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同时，还一再提出外线出击的设想，这就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提供了基础。

　　第二阶段，解放战争中后期，是毛泽东战略进攻思想形成与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毛泽东战略进攻思想形成完整体系并达到成熟。军事史学界常把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以后，分为战略进攻、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三个阶段。实际上，这三个阶段可以统归为战略进攻。战略决战、战略追击是战略进攻的高潮和延续。

　　第三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是毛泽东战略进攻思想在理论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时期。我国确立并实行了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方针，这是攻防兼备的方针，毛泽东战略进攻思想继续发展并发挥着作用。如抗美援朝战争，就是为了防御而进行的出国作战行动。

　　毛泽东战略进攻思想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它既反映了战略进攻的一般规律，又具有许多理论独创性。从战略进攻的军事指导上看：关于时机选择。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时，总兵力上还处于劣势，然而，我军却能抓住有利时机，发起并发展进攻，这在军事史上是一个奇迹。关于进攻方向。正确选择进攻方向，对赢得战争至关重要。如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正确选择了战略进攻方向和战役战术突击方向，分批各个歼敌。关于进攻样式。转入进攻时向敌纵深跃进；决战中断敌退路，打敌要害；战略追击中“大迂回、大包围 ”等。关于战略协同。毛泽东强调的三军配合，两翼牵制，内外线呼应等，都是绝唱。关于作战形式。由大规模运动战向大规模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发展，也是毛泽东的创造。在战略进攻中，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从而表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指导原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毛泽东战略进攻思想的理论体系，还包括政治战略、军队建设、群众力量组织以及国际关系等多方面的内容，它是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也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



十大军事原则是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而得出来的指导作战的原则；是由我国革命战争实践中来，而又经过战争实践考验过的制胜法宝，是毛泽东同志战略战术思想的集中表现，是我军作战方法最完备最科学的概括。十大军事原则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挠，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原则开始，后经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逐渐发展和完备的。它概括了军事原则中的全部问题，既是战略指导原则又是战役、战术指导原则，不仅运动战适用，阵地战、游击战也完全适用。这十条作战指导原则，最基本的是争取主动，集中优势、各个歼敌的歼灭战思想，每一条都贯串着这一指导思想和为实现这一指导思想所必需的措施。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我军就是遵照这些原则打败了蒋介石赢得了战争胜利的。 　　十大军事原则，所以能够为我军充分运用发挥如此巨大的威力，是由于它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之上，充分发挥了人民军队的各种有利条件，扩大利用了敌人的弱点。 　　这十条军事原则的具体内容是： 　　 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 　　 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 　　 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灭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 　　 5.不打无准备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7.力求在运动战歼灭敌人。同时，注意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 　　 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第一条：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分散之敌。 　　这条原则的基本指导思想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以便集中兵力，先弱后强，各个击破，逐渐化解敌强我弱的形势"。 　　（一）为什么要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呢？ 　　这是由于我军在历次革命战争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物质条件和力量方面，总是劣于反革命力量。因此，要改变这种敌强我弱的形势，必须积小胜为大胜，逐渐削弱敌人的优势。这样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必然转化成为我强敌弱的局势，最后战胜敌人。从现实意义来讲弱军对强军作战的一个要决，就是"捡弱的打"，把弱的吃掉了，集中的、强大的必然逐渐陷于孤立，由孤立到弱小，然后一口一口的吃掉，这样我军就逐渐由弱转化为强了。从战争目的上来讲，先打分散孤立之敌，能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在战争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只有大量的消灭了敌人，才能更有效地保存自己。要消灭敌人必须避开敌人的优势，造成敌人的过失，这就是说，要使敌人被迫分散，从而使强敌变弱敌，以便克敌制胜。 　　（二）如何区别分散孤立和强大集中之敌呢？又怎样实现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呢？ 　　根据实战证明，强敌和弱敌的区别除了在数量上比较少的为弱，比较多的为强外，更重要的还要从装备、设防的工事、战斗力及部队的士气等因素全面地分析，反复地思索，然后才能确定哪些是强敌，哪些是弱敌。 　　从解放战争的经验来看，弱敌与强敌的一般情况是： 　　敌人在运动中或仓促转入防御或立足未稳、工事薄弱，处于分散孤立，又处于不利地形，加上我们的有利条件，这些均为弱敌，反之则为强敌。 　　从敌人组织系统编制装备来看，凡是蒋匪帮的嫡系部队和主力均较强，如第1军、新5军、新6军、新8军、74师等都是美械装备，战斗力较强，士气较好；杂牌军、地方军、受打击过重的新编或暂编部队均较弱。 　　区别强敌、弱敌的基本方法，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全面分析，并应以发展眼光分别对待。因为战斗行动是由于敌我双方各方面客观情况决定的，客观情况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战斗规律也是发展变化的，不能单纯从某一点上着眼。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形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因此在运用这项原则时不能机械，此外在分析这个弱敌时，必须考虑到是否是与要害有关的弱敌，消灭这个弱敌之后，要能够为进一步歼灭敌人创造条件。例如：在东北战场后期，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城市，从态势上看，都是分散和孤立的，但沈阳地区的敌人二十余万，兵力强大，有骨干部队，工事较坚固。长春敌人虽较少，又最孤立，经我军长期围困，士气不高，供应不足，但有新7军作骨干，并有坚固工事作依托，因此，这个孤立之敌并不是弱敌。同时它又不是东北敌人的要害，如果我军攻取长春则是"挥鞭赶羊"，将敌人驱于关内。锦州地区虽有十余万敌人，并与关内敌人取得直接联系，但是，它比较分散，没有骨干部队，内部有派别斗争，又是北宁线上的战略重镇与兵站基地，为东北通往内地之门户，系敌人之咽喉。因此，我东北大军决定先攻锦州，以斩断其与关内敌军的联系。由于这样正确的分析敌人的强弱与选择攻击目标的结果，不仅歼灭了锦州之敌，并调动了沈阳的敌人于运动中就歼，并使长春各城兵不血刃就获得解放。 　　（三）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是战略战术的指导思想。 　　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并不意味着不打集中强大之敌，而是分先后，为歼敌创造条件，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当战争形势根本变化时，就要打集中强大之敌了。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进行两周年的时候，由于人民解放军连续大量的歼灭了敌人，到一九四八年八月，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从一九四六年六月的一百二十万人增加到二百八十多万人；国民党军队由四百三十万人减少为三百六十五万人，其中用于一线的只有一百七十余万人。在这个时候，人民解放军虽然在数量上、装备上还劣于国民党军队，但在两年多的作战中缴获了大量的现代化武器，加强了自己的装备，建立了强大的炮兵和工兵，提高了攻坚能力，在石家庄、四平、开封等战役中，取得了攻坚经验，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军队的数量虽然还多于人民解放军，装备还优于人民解放军，但国民党反动军队五个较大的战略集团已被人民解放军分别牵制在南线和北线的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五个战场上。而被迫进行所谓"重点防御"，企图以他们现有的兵力和工事固守战略重要点线。这种敌我力量对比的形势表明，我军同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刻已经到来。为继续大量歼灭敌人，就要打集中强大之敌了。从一九四八年九月起，我军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敌人一百五十四万余人。从此，我军完全取得主动和绝对优势，而敌人想挽救灭亡的命运已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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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夺取大城市。 　　这一指导原则是以乡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是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指导路线。 　　这是根据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以及敌强我弱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当时由于敌人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战略补充基地、交通枢纽、资本家企业等都集中在大城市，因此敌人对城市就非常重视，在城市的守备力量就比较强大，设防比较坚固。而广大农村则恰恰相反，统治十分薄弱，无兵防守。 　　我军当时攻坚装备不足，经济匮乏，因此，只能首先向敌人最薄弱的地方进攻，即先取中小城市，以削弱敌人的力量，使大城市陷于孤立之后，再集中兵力夺取之。这样既充分利用了敌之弱点又发挥了我之长处，充分的依靠人民群众，在农村创造革命根据地，聚集力量，为夺取城市创造条件。当我们控制了广大农村，夺取中小城市时，必然威胁着敌人的大城市，使敌人更为忙着守备、占领大城市和维护交通线。中小城市及农村就更为薄弱，这样使我军更容易造成优势，便于夺取大城市。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正是由于我们坚决地执行了这条路线，当全国各战场上绝大部分中小城市解放后，所剩下的几个大城市，如东北的沈阳、长春，华北的北平、天津、太原，华东的上海，西北的兰州等都陷于孤立，而后比较容易地获得解放。此后由于敌我力量的转化，我居绝对优势，所以在向南方和西南进军时，则是先占大城市后占中小城市及广大农村，从而取得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全面胜利。这就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这条指导路线的正确性。



第三条：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 　　这一条告诉我们，战争胜负不是决定于一城一地之得失，而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作战的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 　　（一）为什么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及地方为主要目标呢？ 　　 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是我军战斗的基本原则。对此毛泽东同志曾作过详细的阐述，他指出："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因此，我军一切战斗行动，必须贯彻歼灭战思想，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作战的主要目标。只有每战力求全歼，才能大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迅速转变敌我力量对比，以取得最后的胜利。 　　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有时为了整体的利益，即使在局部上付出大的代价，也是必要的，一切以保存自己为借口，而不积极打击敌人，不积极歼灭敌人的思想和行动，都是错误的。同时不注意采取有效的措施以保存有生力量而一味蛮干，也是不对的。 　　这条原则不但解决了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的关系，而且还解决了歼灭敌人与保守或夺取阵地的关系。实践证明，保守或夺取城市及地方，是要通过多次地反复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做到的。由此可见，战争胜负不是决定于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决定于双方有生力量的消失或增长。基于这一观点，我们认为："存地失人，则人地两失；存人失地，则人地两存"。因为城市和地方需要人来防守，防守城市或地方的人一旦被消灭，城市和地方也就随之而失守。大家知道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蒋介石反动派之所以还能控制着全国所有的大城市及主要的交通枢纽，就是因为他有庞大的军队及地方爪牙，但当战争进行到第三年（1946年7月--1949年6月）我军消灭了敌军五百六十九万人的时候，就解放了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以及五百九十七个县城，他的反动统治也就宣告结束，所以说保守或夺取城市及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 　　 当然，强调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并不意味着可以保守或夺取的地方而不去保守或夺取，应该防御的地方也不去防御，单纯追求进攻，而是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正确处理运动战、歼灭战与保守或夺取城市及地方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正确处理暂时的局部利益和长远的全局利益的关系问题。 　　（二）如何运用这一原则？ 　　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战争初期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及地方，调动敌人，诱敌深入，迫使敌人分散，造成我军集中，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如在华东地区，1946年10月间，我军主动放弃了如皋、海安、淮阴、淮安等十余座城市。当时："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直接支持下，以4个军兵力侵入我淮阴、淮安两城，这对于华中的自卫战并没有决定意义。我军的撤出两淮，绝对不是我们军事上的失败，而是对蒋军大规模歼灭战的开始"。事实证明，在苏中我们虽然暂时放弃了一些城市和地方，但我们却取得了七战七捷，消灭了敌人7个师共六万余人的伟大胜利。又如，1947年3月，敌人向我陕甘宁边区进攻时，胡宗南以15个旅分两路向延安推进，兵力十倍于我，气焰嚣张。我军在延安以南歼灭敌人五千余人后，有计划地主动撤出延安，敌人到处宣传，吹嘘胜利。但就在这时候，我军却连续在羊马河、蟠龙、沙家店等地区歼灭敌人三万一千余人。1948年2月间，我军又在宜川、瓦子街地区歼灭敌整编29军军部、27师、90师各两个旅，共二万九千五百余人，并收复了延安。 　　由于各战略区坚决地执行了这条原则，因而我军在第一年度即歼敌95个旅（49个正规旅），共一百一十二万人；第二年度歼敌94个旅（50个正规旅）共一百五十二万人。使敌人由四百三十万人降为三百六十五万人（包括新补充的在内），正规军由二百万降为一百五十万，我军则由一百九十五万人壮大为三百余万人。这就基本上改变了敌优我劣的形势，为最后全歼敌人创造了条件。 　　在敌我兵力对比能保守和夺取的地方和城市，以及在战役上有意义的地方和城市，均必须保守或夺取，否则就要犯错误。这里必须防止两种偏向：一是分兵把守，处处设防，结果处处薄弱；二是不战而逃，这样就不能达到削弱敌人的目的。保卫城市有两个作用：一是掩护撤退，如保卫延安时，西北野战军以一部分兵力在延安以南抗击敌人五天，杀伤敌军五千余人后撤出延安，以诱敌深入，寻机歼敌；二是争取时间，使我们获得主要方向上的集中，如第二次保卫连水，取得了宿北战役歼敌3个旅的伟大胜利，四保临江，不但达到了保卫临江的目的，而且歼敌一万九千八百余人，从而结束了敌人在东北的进攻，扭转了东北的战局。

第四条：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灭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 　　这条原则告诉我们，要想歼灭敌人，必须集中优势兵力。集中优势兵力的原则，不仅要运用于战役，而且要运用于战术。因为战役的优势是通过战术上的集中优势兵力来实现的。林彪元帅曾说过："……歼灭战首先需要集中优势……然而战役上的集中优势，只能通过战术上的集中优势来具体实施，假如战术上没有主攻方向,没有强的突击拳头，没有突破一点打开全面的看法，那么战役上的集中优势就被平均分散了"。 　　（一）为什么在战役、战术上强调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呢？ 　　 1.集中优势兵力是减杀敌人优势，争取主动的根本措施，是进攻战一个最主要的原则。集中优势兵力，可以使我军在全面劣势中争取局部的优势，在被动中争取主动，在内线中争取外线，在持久中争取速决，在战略防御中争取战役的进攻战，在战略进攻中更可以迅速地歼灭敌军主力争取胜利。如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由于我军灵活运用了这一原则，采取诱敌深入，迫使敌人兵力分散，使我兵力相反集中，并在主要方面形成绝对优势，因而取得了战争的伟大胜利。 　　 2.只有每战集中优势兵力，从四面八方包围敌人，才能全歼敌人，才能最有效地打击敌人，才能发展壮大自己。 　　毛泽东同志说："对于人，伤其使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人，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因为敌人被歼一个师就少一个师，被歼一个团就少一个团，这对于缺乏战略预备队的敌人来说是最害怕的，而我则可从歼灭敌人中得到补充和发展壮大。因此，这种集中优势兵力的思想，我们不但要重视它，而且要发挥高度的主观能动性来实现它。 　　 3.集中优势兵力可以在战役、战斗上采取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是我军战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我军在历次革命战争中，之所以能以劣势的技术装备，战胜优势技术装备的敌人，其主要的原因就是运用了集中兵力这一原则。 　　 4.集中兵力便于突破一点，不致形成对峙或僵局；便于向主要方向不断增加突击力量，实施连续的突击，以保证迅速扩张战果，发展胜利；如敌突围或退却时，我可立即组织追击，并向其他方向实施兵力机动予以围歼；当情况不利或发生意外时，能立即对付而保持主动的地位。 　　（二）如何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毛泽东同志说："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其具体表现在思想上集中了，实际上没有集中；战役上集中了，战术上没有集中；步兵集中了，其他兵种没集中等方面。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就必须： 　　 1.正确的选择突击方向，集中优势兵力在主要突击方向和采用包围迂回战术。在战斗中，不论是对运动中之敌或防御之敌的进攻，都应将主要兵力、兵器集中在主要的突击方向上。主要突击方向的选择，又应是有关要害的薄弱部分，不能是无关紧要的薄弱部分，这样就能使我们在相对优势下，造成绝对的优势。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切忌平分兵力，处处攻打，这样就难以发挥兵力的优势。例如：1946年12月东北德惠战斗中，由于我军主要突击方向兵力不集中，突击方向的选择不当，因而突破后不能向纵深发展，造成后续力量不足，最后退出战斗。我们应牢记毛泽东同志所教导的："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 　　集中优势兵力于主要方向，还必须采取包围、迂回、穿插、割裂战术，才能全歼敌人。林彪元帅提出的"一点两面"战术，就是具体贯彻毛泽东同志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一点"就是集中兵力于主要突击方向上，象一把尖刀直戳敌人之弱点，打垮敌人，并消灭其一部。"两面"就是进攻时，要有两面以上的攻击部署，但这两面以上的攻击部署都必须指向一点，同时并进，保证把打垮的敌人都消灭掉。"两面"不仅是两面，在兵力多时可以是三面、四面，但起码要有两面，以突击敌人的翼侧和后方，并力求以主力一部楔入敌人纵深，割裂敌人，截断敌人退路，打乱敌人部署，使其互不联系，配合正面部队歼灭敌人。 　　 2.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战役部署上，当敌人大兵团分路向我进攻时，我应集中主力，选择其较弱的一路围歼之，同时以部分兵力箝制其它各路阻止增援之敌。一路歼灭后，再围歼另一路，不应企图一下子把所有的敌人都吃掉。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一次反"围剿"时，敌人集中十万人，采取分路合击的战法，当时红军约四万人，采取了"撇开两手，诱敌深入"的办法，先以四万人打张辉瓒的九千人，而后再打谭道源的一万人，因而顺利地粉碎了第一次"围剿"。事实证明，集中优势兵力不但在全局劣势中造成了局部的优势，而且在战役中也造成了战术上的绝对优势。 　　 3.兵力集中到什么程度？兵力集中的程度要根据我军战役、战术的企图，敌人战斗力的强弱，士气的高低、工事的坚固程度，可能增援兵力的大小，地形条件和我军可能集中的兵力、兵器的程度等情况来决定。但总的原则，每次战斗必须集中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六倍于敌人的绝对优势兵力。 　　在未来战争中，由于现代科学日新月异地发展，各种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都广泛地被利用于军事技术上，因而在战场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新武器。虽然这些新武器的出现对未来战争的式样和遂行战争的方法有重大的影响，但是要战胜强大的敌人，仍然必须运用集中优势兵力的原则。



第五条：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这条原则告诉我们：在组织战役、战斗的时候，要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并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把握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战斗准备工作。 　　（一）为什么必须强调作好准备呢？ 　　我们的作战方针是打歼灭战，要求打得准、打得狠、打得稳、不打则已、一打必歼。要达到这个目的，除集中优势兵力外，还必须充分准备。每个战役的胜利程度是和准备工作完成的程度密切联系着的。准备愈充分，胜利愈大，时间愈短，代价愈小。毛泽东同志指出："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林彪元帅提出的四快一慢（四快是：向敌前进要快；攻击准备要快；突破扩张战果要快；追击要快。一慢是：一定要准备好了的情况下才发起攻击，如尚未准备就绪，则宁可慢一些。）的原则，其中慢的意思就是准备好再打，不打莽撞仗。如，晋冀鲁豫野战军在渡黄河之前，作了一个月以上时间的准备工作，因而渡河之后得以所向披靡、势如破竹，顺利地完成了战略上的中央突破。又如1947年11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在清风店附近全歼国民党第3军一万三千人，这次胜利的主要原因就是在整个战斗部署上进攻部队与箝制部队的协同、野战军与地方军的协同、正规军与民兵的配合、前方与后方以及人民群众的支援等方面都作了周密的组织和充分的准备。反之，如果没有必要和充分的准备，临时仓促投入战斗，胜利的把握是少见的。 　　（二）如何做到有准备、有把握？ 　　我们不能要求事实上的常胜将军，这是从古以来就很少的。我们要求在战斗过程中一般地打胜仗的智勇双全的将军，就是要求比较多的打胜仗，反面的说，要求比较少的打败仗。这里的关键，首先就在于作到主观指导和客观情况要相适应。这就要求指战员要熟识敌我双方面的情况，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前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了方法，从调查情况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第三次就打了胜仗。其次，主观指导和客观情况完全相符合，在战争中或战斗中是少有的，然而做到指挥大体上适合情况，及在有决定意义的部分适合情况，那就有了胜利的把握。 　　根据过去战争经验，主要准备工作有： 　　 --思想准备，政治动员； 　　 --组织准备，人员补充； 　　 --情况准备，侦察了解情况，研究敌情、我情、地形、任务、气象等等； 　　 --战役、战术、技术准备，新兵器的使用； 　　 --兵力集中； 　　 --各种器材、弹药、油料、食粮、水的准备； 　　 --战场准备； 　　 --交通准备； 　　在准备时，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反对那些毛毛草草没有准备就投入战斗的冒险家，反对打官僚主义仗，反对打莽撞仗；二是反对疲疲沓沓慢吞吞的作风，反对打老爷仗。 　　在现代条件下作战，同样要求有充分准备。当然准备内容更加复杂了，但准备的时间则要求极力缩短，指导更加具体，工作更加紧张。因此，我们要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对于整个敌人，在政治上我们是轻视的，有信心取得胜利的；但对于每一个具体的敌人，我们就不能丝毫轻视，要慎重的对待，一个阵地一个阵地的夺取，弱敌要当强敌打，避免无准备、无把握的作战。



第六条：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一）我军的战斗作风：英勇果敢、坚决顽强、积极主动、机智灵活、行动迅速、吃苦耐劳、独立战斗、主动协同、坚决执行命令以及连续作战的优良战斗作风。 　　 1、英勇果敢、坚决顽强、积极主动、机智灵活是人在战斗中高度发扬主观能动性的结果。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主要依赖于这种主观能动性作用。只有发挥高度的积极性、主动性才能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只有发挥高度的积极性、主动性才能渴望交战，钻研战法，寻找战机，积极歼灭敌人。因此，这些都是战胜敌人的根本条件。例如：塔山阻击战斗中的纪守法战斗小组（三人）深夜渗入正在进攻的敌后方，消灭了敌人两个火力点，打乱了敌人战斗队形和炮兵指挥所，缴获轻机枪3挺，步枪3支，子弹四千余发，杀伤敌人几十名，使敌惊慌失措，对正面守备部队起了很大的支援作用。1952年秋，我抗美援朝志愿军某部上甘岭的防御战，就是英勇顽强的典范。在那次防御战中，志愿军两个连据守的不到三点七平方公里的阵地上，敌人前后投入约六万人的兵力，105毫米以上口径的火炮三百多门，出动了三千多架次飞机和一百七十多辆坦克。在持续四十三天的战斗中，敌人发动了九百七十多次冲击，发射和投掷了一百九十万发炮弹和重磅炸弹，山头被削低了两米，岩石都被炸成了一米多厚的粉末，但我志愿军两个连的同志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阵地，和敌人进行了多次地反复地冲杀、争夺，结果是敌人付出了伤亡二万五千余人，损失坦克十四辆、大炮六十多门、飞机二百七十多架的代价，而我们的上甘岭阵地还是傲然屹立着。 　　 2、行动迅速、吃苦耐劳、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是能否坚持战斗和取得胜利的关键。例如：红军在长征中爬雪山、过草地，连续行军作战，忍受了艰难困苦，冲破了敌人层层封锁，艰苦卓绝、震惊全球，终于走了二万五千里的行程，完成了北上抗日的任务。又如1948年，我军某部正在大虎山附近作战，接到了追击向营口方向逃窜敌人的命令，部队刚一结束战斗，即在12小时内，不吃饭不休息，走了八十多公里路，结果歼灭了企图逃跑的敌人。 　　 3、命令是战斗行动的依据。坚决执行命令，主动协同的作风是取得胜利的保证。红军建军初期，毛泽东同志手制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一切行动听指挥"就是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之一。坚决服从命令是建立在高度的政治自觉的基础上的。服从命令和发扬民主是辩证的统一，二者必须适当的结合起来。无论是服从命令或发扬民主，都必须从阶级利益和全局利益出发。只要对全局有利，即使很困难、有很大的危险也要坚决执行，同时充分进行政治动员，在情况许可下广泛地开展军事民主，统一思想认识，找出克服困难的方法。这样，命令既能贯彻，又符合主客观的情况。反之，命令主义只会形成盲目的服从；片面强调民主就会形成极端民主化。这里特别指出，任何强调特殊、强调困难、自以为是、借口拖延无论在平时、战时都是绝对不允许的。 　　主动协同是无产阶级军队的特点。主动团结协作的标志是：积极主动地支援友邻，就是友邻处于危险情况时不惜自己的一切去支援，同时在战斗中能够主动地向友邻靠拢，主动地服从友邻的指挥，后到的服从先到的，情况不熟悉的服从情况熟悉的，哪里有枪炮声，就向哪里前进。这不仅是战斗积极性的表现，也是主动协同的表现。这样就可以在整个行动万一失去指挥时，仍可以形成临时的指挥系统，而有助于全局的胜利。 　　（二）培养良好的战斗作风，平时要靠教育养成，战时主要靠实战生活的锻炼和培养。 　　林彪元帅曾说："不能打大仗打恶仗的队伍，打几次大仗恶仗后，就学会了。不能走路的队伍，来几次急行军、强行军就能走了。不能强攻死守的队伍，来几次强攻死守就行了"。因此，我们在平时的学习和工作等方面，要经常注意养成迅速、紧张、认真负责、团结互助、遵守时间、服从命令等优良作风。 　　在未来战争中，由于原子武器等新武器出现，会影响到军队的战斗行动，但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仍然是人不是物。因此，保持与发扬优良的战斗作风仍然是争取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

第七条：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意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这一条的基本点是运动战和阵地战的结合和灵活运用。 　　（一）为什么要采取运动战的作战形式，并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呢？ 　　 1、运动战是我军过去用以战胜优势敌人的最好的一种战法，是我军的特长。2、当时的情况是敌强我弱。我们没有全国性的政权，我们的一切供给还不是依靠后方的生产，特别是当时我军在技术装备、兵力上都还处于劣势，人力物力的补充也有很大的困难。3、运动之敌好打，并可以速决。敌在运动中脱离了工事又无准备，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易被我迅速歼灭。4、打运动战正可以发挥我之特长，避开我之短处，利用敌之弱点，避开敌之长处，以各个击破敌人。 　　我军打运动战的方法大体有以下几种： 　　 1、诱敌深入 　　这是在敌人分路向我进攻的情况下所采用的一种打法。（这种打法采用最多）这种打法就是：当敌人向我进攻时，我以一部分兵力于正面进行运动防御，以诱敌深入，选择战机，然后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薄弱或孤立的部分，在运动中予以各个歼灭。在军事上，敌军愈前进则其兵力必愈分散、愈疲惫，其后方供应线也愈延长而不巩固，加之地形不熟，人民反对，就越易暴露弱点，我则以逸待劳，容易造成运动战的条件。这种打法的形式表现为"侧击性的包围和游击性的包围"。侧击性的包围是在后退一步之后，由外翼向敌翼侧和后方实施分进合击，聚而歼之。其后退一步的方向一般是向敌人战役部署的外翼集中。如"平汉战役"。国民党8个军由郑州、新乡沿平汉路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我人民解放军和地方武装在广大人民的支援下，以一部兵力诱敌深入，主力隐蔽于邯郸以南平汉路两侧地区待机歼敌。当敌先头3个军共四万五千人进至邯郸以南马头镇地区时，我以一部兵力在正面阻击，一部兵力插到漳河渡口，切断敌人后续部队北上道路，主力从两侧突然出发将敌包围。接着由地方武装分别箝制和阻击由安阳、石家庄南北两面增援之敌。经激烈战斗，歼灭了敌第40军主力和第30军一部，并争取了高树勋和新编第8军及河北民军万余人战场起义。此后，为诱敌脱离阵地将其歼灭于运动中，遂主动撤开南面之围，将主力预伏于漳河以北地区。当敌军向河南逃跑时，预伏漳河以北的部队突然出击，将敌大部歼灭。此役共俘敌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以下二万三千余人，给国民党进犯之敌以迎头痛击。 　　 2、围城打援 　　这是对具有严密防御体系的敌人，据守要点城市，而我军兵力不足，攻城条件不成熟时，我们则采取围城打援，或切断其补给线，尔后各个歼灭其援兵。这样敌人虽深沟高垒亦不得不被我所调动，在运动中为我歼灭。这种打法是求得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一种有力的作战方法。这种战法，围城仅是手段，打援才是目的，一般的情况是我以一部兵力攻城，以主力位于敌可能来援方向的机动位置上，布成袋形阵地，诱敌来援，视当时情况于运动中围歼全部或一部，而后全歼守城之敌。这种战法，攻城部队要积极准备持久作战，以达到吸引敌军来源之目的，打援则须速决，最好不让敌人站稳，并须特别注意封锁消息，隐蔽企图，更不能让敌人会合。如上党战役，国民党山西军阀阎锡山所部5个师共一万五千人，在日伪军配合下，由临汾、浮山、翼城等地侵入晋冀鲁豫解放区内的长治地区。我则集中太行、太岳、冀南三个解放区的主力及地方武装一部收复长治外围的屯留、襄垣等五城，接着围攻长治。当阎锡山急调8个师共二万三千人由太原、榆次来援时，我即以一部兵力继续攻长治，吸引敌人援兵南下，主力秘密北上，预伏于屯留、[虎]亭之间地区，待敌进入预伏地区时，突然发起攻击，经激战全歼援敌，此役共歼灭敌军三万五千人，击毙敌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给国民党进犯之敌以迎头痛击。



　 3、攻城打援 　　 这是在我军兵力占优势时采用的一种方法，即在我军既有力量打援（运动战），又有力量攻城（攻坚战）时，把运动战与攻坚战紧密结合起来的一种方法。一面攻城，以吸引敌人来援，如敌不来，则坚决将城攻下。如济南战役，我以7个纵队攻济南，以8个纵队在滕县、邹县、金乡、钜野地区构筑阵地，准备打击徐州来援之敌，由于我军动作迅速，全歼守敌，致使徐州之敌未敢北援。 　　 4、以我之行动来左右敌人，而在敌运动中围攻之 　　我们知道自古以来没有不犯错误的指挥员，敌人有岔子可寻，正如我们自己也难免出岔子一样，因此，乘敌之隙的可能总是存在的。而且我们可以造成敌人犯错误。这就是我们过去所提倡的要学会两套本领：不但对自己部队下命令，而且要学会向敌人下命令、"指挥敌人"。这是一种指挥艺术，也就是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西，即所谓声东击西）。敌人犯错误或造成敌人过失，这种例子在我们战争史上是很多的。如1946年7月敌人以10个军向苏北进攻，其中有4个军守江防，6个军进攻，每个军一路，每个军仅一个旅（1947年6月前旅为2团制）在前面，形状分散，结果被我歼灭7个多旅。这是敌人犯了分兵进攻的错误被我抓住的一例。陕北的青化砭、羊马河、沙家店之战，都是调动敌人，使敌人发生过失的很好的战例。在那次战役中，我军将敌人主力5个旅引向安塞方向，当敌人右翼一路向青化砭前进时被我军全歼；后敌人主力指向延长、清涧、瓦窑堡前进至羊马河时，被我军一举歼灭。 　　这些例子说明了我们的胜利可在敌人指挥上面找到根源，但我们不应把这点作为我军战略、战役计划的重要基础，相反，我军的计划宁可放在敌人少犯错误的假定上，才是可靠的做法。我乘敌隙，敌亦乘我隙；我们的任务就在于高度发挥主观能动性少授敌以可乘之机，善于发现和抓住敌人的过失，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5、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不计一城一地得失，调动敌人于运动中歼灭之。这种打法是当敌人分路向我进攻时，我军为了创造敌人弱点，避开敌人主力，使敌人发生过失而后加以歼灭的一种打法。这种打法作战方向是不固定的，在指挥上要求善于观察全局，掌握敌军行动规律，适时捕捉战机，并以一部兵力箝制他路敌军，集中主力打败敌一路速战速决。如莱芜战役，1947年1月国民党军三十一万余人，分南北两线进攻山东解放区，南线以8个整编师分三路沿沂河、沐河北犯临沂，北线以3个军由明水、溜川、博山等地南下莱芜、新太，企图在沂蒙山区同我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在此情况下，华东野战军以一部兵力在临沂附近阻击南线之敌，以地方武装在[兑]州以西运河上架桥，伪装主力将要西进，主力则大踏步地迅速北上，求歼北线之敌。蒋介石错误地断定华东野战军向西转移，遂严督北线3个军迅速南下。我北上之华东野战军则乘机将南下之敌全部包围，歼灭于莱芜以北地区。此役歼敌六万余人，俘敌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收复城市十三座。 　　 6、乘敌立足未稳或仓促转入防御之际而围攻之。 　　当敌人分路向我进攻时，我则采取避其精锐击其惰归的办法，先利用工程作业与猛烈的火力予进攻之敌以重大杀伤，当敌人停止进攻将要转入或刚转入防御之际，不失时机，以我突击集团向敌进攻，分割聚歼敌人，发扬我军夜战、近战特长速战速决。例如宿北战役，国民党军队为打通陇海铁路东段，进占临沂等地，以28个旅的兵力分别由江苏北部东台、淮阳、宿迁和山东南部的台儿庄、枣庄等地同时发起进攻。解放军山东和华中野战军以一部兵力分别箝制台儿庄、枣庄、东台、淮阳等地出犯之敌，集中主力歼灭宿迁北犯之敌。我军待敌进至宿北，乘敌立足未稳，歼灭敌整编69师三个半旅二万四千余人，并为鲁南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7、深入敌人统治区，调动敌人于运动中歼灭之。 　　这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对于分散孤立的敌人，我军则实行较大范围的外线出击，进行破击战，斩断敌人的补给线，向敌人薄弱的浅近后方突击，寻找战机，速战速决，歼灭分散孤立之敌--地方反动武装、保安团等。如我西北野战军主力一部，乘敌后空虚，深入敌后主要基地宝鸡，连克陕西之[枸]邑、永寿、长武以及甘肃之灵台、崇信等十二座县城，歼胡匪二万一千余人，动摇了西北敌人的根基。 　　第二种情况是经过较充分的准备之后，由指定的战略突击集团向敌人薄弱的后方，实行外线的深远突击，超越敌人作战，以调动敌人。这种战法初期用于广泛繁殖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创造战场，并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一部。如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迫使敌人放弃了重点进攻，不得不分兵回援老巢，创造了我军在运动中大量歼敌的有利条件。这种战法的特点是远离后方进行无后方的运动战，外线与内线配合，由战略配合进到战役配合。这里的关键就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打胜仗；在于创造群众条件，坚决争取群众。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



8、打退却中的敌人。 　　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敌人向我进攻（或增援被围之敌）受挫，为了改变不利形式采取的一种新的机动--收缩或撤退。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即应看准火色，掌握战机，适时转入（或发起）进攻，以突击兵团迅速向退却的敌人实施分进合击，坚决勇敢地楔入敌人的纵深，割裂敌人的战斗队形，斩断敌人的退路，聚而歼之。第二种情况是敌人在我猛烈进攻的压迫下，为了避开被歼灭的不利形势，企图收缩或撤退，我军即不顾一切疲劳和困难，发扬三猛战术，运用平行追击、正面追击、截击高速度地追击敌人，避开敌人的阻扰，力求将敌人合围于预定地域而聚歼之。如怀来的追歼战中，敌人就是为了摆脱被歼的形势，企图向北平收缩，我军当即转入追击，在追击中担任尖刀的部队经过一昼夜急行军，不顾敌人火力射击与沿途小股敌人的阻击，仍猛追退却之敌；于午夜一时追上敌人后，即一面组织进攻，一面断敌退路，并配合主力勇猛冲击，分成小组插入敌群，打乱了敌人。此次战斗歼敌八千，取得了以少胜多的辉煌战果。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运动战的特点是：在广大的战区上和一定的战线上集中优势兵力，高度机动，实施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而其中心则在于调动敌人于运动中而各个歼灭。 　　（二）运动战与阵地攻坚战相结合。 　　为了全部彻底歼灭敌人，攻占敌人所有的坚固阵地和有现代设防的城市，除运动战外，必须将阵地攻击与攻坚战提到一定的战略地位上来，必须学会阵地攻坚战术，以配合运动战，否则就不能取得胜利。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我军不断地缴获大量的现代化武器，增强了自己的装备，建立起自己的炮兵和工兵，这就使我军能够充分执行阵地攻击的任务。在1948年，我军连续攻克了国民党大批"重点设防"的城市，同年九月至1949年1月，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决战中，歼灭了敌人主力。这些胜利都是我军以运动战结合攻坚战而取得的。 　　在未来保卫祖国的战争中，运动战将仍是我军重要的作战形式，根据我军的装备和我国的地形条件，打运动战对我军仍是有利的。

第八条：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 　　这一条的基本点是区别攻城的各种情况，据以确定积极夺取或待条件成熟时夺取。 　　（一）攻城时机： 　　对于敌占城市，根据时间、条件和不同情况应采取分别对待的方针，即先坚决夺取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及城市。这样可以不断削弱敌人，提高我军攻坚经验。 　　从1947年冬起，我军即开始了相机夺取敌人有中等程度守备的据点及城市。要夺取中等城市必须具备条件，这些条件就是：敌人处于解放区的包围中完全孤立，如运城、临汾、洛阳、四平；或者敌人守备兵力薄弱，如石家庄；或者敌人没有机动兵力，增援可能性小，如襄阳、樊城；或者敌人援兵较远不易来援，或者即使有增援顾虑，我亦有力量打援，如洛阳。失之过早则攻不下来，反而损伤自己，但也不能放弃有利机会而不打，这要看具体情况来决定，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积极的创造条件去夺取之，如石家庄的解放，当我军在清风店歼灭了国军在河北的主力第3军之后，石家庄即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我军充分准备下仅以六天时间全歼守敌二万二千余人。 　　（二）攻城方法： 　　 1、奇袭： 　　奇袭是攻打敌人城市通常采取的一种方法，它常与强攻兼用于每个战役之中。奇袭的利益应尽量争取，起码要占领准备攻城的有利阵地（如城关、桥头堡、制高点等），但奇袭却极少可能彻底解决问题，尤其在群众基础比较薄弱的地区或对坚固设防的中等城市和大城市奇袭更难奏效。例如，西丰战役我军还在45公里外集中敌人就已发觉了。奇袭一般都是在距敌两天行程以上（70-90公里），有的还要更远地来实施。在任务许可的情况下，最好撇开第一线据点，楔入敌人纵深作战，（这样可以出其不意，如1946年出击陇海作战），或者应趁弱敌立足未稳、设防未固马上动作夺取某一据点。 　　 2、强攻： 　　凡对完成了防御准备立足已稳和设防坚固的据点及城市均必须用强攻的方法夺取之。根据我军装备和我国城市特点强攻一般可分为两个阶段：肃清外围据点和突破城区街市巷战。肃清外围据点的战斗是攻城作战中的一个主要阶段，通常是以主力一部采取远距离袭击和渗透战法分割包围外围之敌，歼灭敌人全部或大部，攻占城关夺取敌人的主要阵地，夺取我炮兵有利发射阵地和突击部队冲击出发地域，为攻城创造条件。对于突破外围和攻城妨碍不大而且比较坚固的据点，则采取以一小部分兵力箝制和监视而后夺取的方法。扫清外围后即开始突破城区进行街市巷战，直到全部消灭敌人。 　　强攻部署：一般在我兵力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采有重点地选择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方向进行主要突击，作向心的机动，将敌人拦腰斩断，而在其他方向上进行辅助突击，以割裂敌人各个歼灭。如天津战役，东西直攻，南北助攻，在突破前沿后，不立即攻下前进路上的强固据点，而只以少数部队予以监视，使用小股部队穿屋越脊，绕过强固据点向前猛插，对于敌人未防守的房屋都占领起来，所以很快地打通了走廊，占领了市内广大地区，将敌人整个防御体系打乱。这样被分割的据点都陷入孤立和混乱状态，当我们组织强攻时，敌人便感到前途无望而纷纷投降。因而天津这样大的城市只29小时的战斗即告解放，全歼守敌十三万余人，俘虏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 　　 3、长久围困与和平解放： 　　对于敌人远留在我军侧后的完全陷于孤立的大城市，则采取"长围久困"的方针逐渐削弱，迫使其投诚起义或待我解决主要方向敌人后再集中兵力歼灭。前者如长春，后者如太原、新乡等城市，还有在我军强大压力下结合政治攻势，用和平方法解放了的北京。这种方式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彻底地按照我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若干城市与省区是在全国胜利确定到来的情况下所发生的一种新现象，也是一种好的方法，减少了许多破坏。



第九条：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这一条的中心意思是取给于敌，支持长期战争。 　　（一）取给于敌，支持长期战争，这是我们过去的基本方针。取给于敌就是以战养战的方针。我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主要靠从歼灭战中夺取敌人的全部武器来武装自己，争取俘获的大量兵员以补充自己。我们的后方主要是在前线，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主要向敌人及国民党统治区求补充。例如1946年6月--1948年6月两年我军俘敌163万，补充了约80万人，俘虏补充约占俘获数50-70%。四年俘敌458万余人，争取国民党军起义和投诚改编177万余人，共635万人，缴获各种炮54000余门，机枪319000余挺。早在1936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事实证明，二十余年来，蒋介石一直担任我们的运输大队长。这样，不但增强了装备，壮大了我们的力量，同时可以减轻解放区人力物力的负担，从而支持了长期战争取得了胜利。 　　（二）在今后我们应该继续发扬取给于敌（如尽量利用缴获的物资，尤其是次要方向及在敌后活动的兵团及游击队）的优良传统，但由于情况与过去已发生了根本变化，我军拥有大量的技术装备，因此一切物资供应要依靠我国后方，特别是在主要方向上的作战，这已被抗美援朝战争所证实。在现代条件下，后勤保障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是极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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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一）休整的目的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休整与作战是对立的统一，是相辅相成的。休整必须服从作战。整训部队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以战教战、打一仗进一步的原则。过去的战争经验证明，凡平日注意整训的部队，其战斗力比较强，战绩比较显著，伤亡的比例也比较小；反之，平日不注重整训或训练不得法的部队，其战斗力也比较弱，战绩比较小，伤亡比例也比较大。由此可见，部队经过一个阶段的作战必须进行适当的休整，借以恢复和提高战斗能力，提高干部的指挥能力，为下次战役的胜利创造条件。 　　（二）怎样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整部队？ 　　在战争期间休整一般不宜时间过长，也不允许过长，因为如果我们长期地休整，敌人同样也会利用时间准备。最理想的是：我们利用战役或战斗的间隙，进行必要的整顿训练，紧接着投入下次战役，使敌人没有喘息的机会。这种理想是可以实现的。例如：我西北野战军在青化砭地区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后，敌人发现我主力在延安东北地区，企图寻找我主力作战，前后费时12天，兜了个大圈，走了200多公里路，并没有找到我主力，我军却隐蔽休整了半个月，而后乘敌疲惫之际，发动了羊马河战役。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不但善于利用战役间隙休整，而且连战斗间隙也不放松。他们在频繁的战斗中利用坑道工事边打边整，敌人来了就打，不来就在坑道内和阵地后利用现地沙盘或地形研究各种战法。为了不让敌人喘息，可采取轮番交替休整的方法，以一部分兵力监视、扰乱敌人，主力隐蔽休整训练。如在辽沈战役之前，我军以部分兵力监视长春之敌，主力纵队进行了军政训练，使部队的战斗力提高了，保证了战役的胜利。 　　（三）根据打一仗进一步的原则，休整中必须： 　　 1.在每个战役和战斗结束后，应在指战员中进行经验总结，通过总结从指挥上、战术上、技术上、各兵种协同上、各部门工作配合上提高一步。在方法上，一般是召开党内外各种会议，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进行。在这个基础上展开批评运动：贺功、庆功、表扬先进、鼓励士气、慰劳伤病员等。与此同时恢复部队建制，整顿组织，恢复体力，补充粮秣、被服、武器弹药、技术器材等。这些具体工作的好坏，会直接影响下次战斗的成绩。 　　 2.侦察敌情，拟定下次战役计划，积极组织部队军事训练，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条件许可时可开展练兵。只有这样在战斗中才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上下一致、官兵一致、万众一心的目的，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在未来的战争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军队装备的高度机械化和在核生化、导弹、电子条件下进行作战，时间对于战争胜败的意义更加重大，双方都在为争取时间而努力。可以设想，在未来的战争中战斗的连续性以及紧张程度将是空前的，这除了要求我们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外，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间隙进行休整将更为重要。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文化特色 爱德华·S·博伊兰 [美] [出自《比较战略》] 　　



在中国传统战略思想中产生巨大影响的有三项总方针，这是：（1）远交近攻；（2）以夷制夷；（3）避实击虚。其中第三项方针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影响殊多。 　　毫无疑问，中国传统战略思想最早的源头是《孙子兵法》。虽然这部著作写于几千年以前，但孙子的某些论述今天读来仍极富意义。例如：“言不相闻，故为鼓铎；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之耳目也，民即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孙子 军争篇》） 　　毛泽东很注意研究孙子，甚至直接引用孙子的话。在毛泽东浩瀚的著作中，有这样一段话： 　　 “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从以下所引《孙子兵法》与毛泽东的著述（在括号中）的联系中，我们可看到孙子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 　　故知胜者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识众寡之用者胜（对于一个指挥员来说，起初会指挥小兵团，后来又会指挥大兵团。这对于他是进步了，发展了）；上下同欲者胜（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以虞待不虞者胜（退却的最后一个要求是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一句话，就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也许对毛择东军事思想的特色最为人熟知的注释，是在井冈山时期形成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同样在《孙子兵法》中也有下列这些箴言警语：1、“实而备之．强而避之。”“不若则能避之。”2、“佚而劳之。”“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出其所必趋也。”3、“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 　　孙子与毛泽东唯一不同之处是毛泽东“十六字诀”的最后一条。对于逃窜之敌如何处置，孙子没有太多的论述。在这不多的论述中，也多是防范性的，如“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孙子 军争篇》）这后三句话也并非基于仁慈，而是认为，如果敌人除死以外没有别的选择，敌人将拼死顽抗。如果有生的希望，敌人将选择有生之路，使我能以小的代价赢得胜利。 　　在数千年以前的中国的那个时代，我们没有理由认定孙子是错误的，他的观点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军人的心态。这使人们认识到现行的和历史的（孙子时代）中国军事战略的一个非常重要方面：重视心理战，强调用计谋取胜．而不是单凭武力。 　　事实上，《孙子兵法》很少强调以纯粹的物质暴力去追求想要达到的政治目的。虽然孙子对机动、行军等战术问题也作了深入的探讨，但并未把现实中的斗争概括为杀人。他认为，一个杰出的战略家的标志是他的攻心技巧，用他的心理功夫去赢得胜利。即使最终要使用军队，也是对已削弱的了敌人的最后一击。 　　中国军事问题专家鲍尔曼对中国战略中计谋的作用作了最精彩的讨论。他用了大量时间比较中国与西方对计谋的运用，使他的研究饶有趣味。下列引文可提供鲍氏研究的某些思路： 　　 “美国当今战略思想较少强调计谋或诈术的使用。在现代战争中，将作战计划建立在可以有效地操纵敌人的意向的假设之上，风险太大，代价也过高。然而在中国古典战略理论中，计谋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成功的诈术标志着战略上的殊荣。而且冲突双方你来我往的斗智被视作正常的较量。计谋的概念不仅仅是通过制造假象来智胜对手，而且包括直接操纵对手对现实的判断，尤其是操纵他对各种结果的判断。最为独特的是，计谋的目的是利用对手自己的如意算盘来使其就范，不择手段地引诱他，从心理上施加影响，使对手采取有利于我方利益的行动。” 　　鲍尔曼运用了零和对策游戏的例子。零和支付对策游戏的焦点是支付矩阵，它告诉我们如果对手A选择了a对策，对手B选择b对策，将出现什么结果。在游戏理论的抽象世界中，只存在为两个对奕者都知晓的唯一一个支付矩阵，但在现实世界的冲突中，每一方都有其自己的支付矩阵，对手不一定知道。计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改变敌支付矩阵的估量，使其采取有利于我方的行动。计谋由此成为某种操纵物，它操纵敌方对现实的判断，使他的支付矩阵即他的如意算盘变得有利于我方的最佳利益。 　　中国战略思想的另一特色是消耗战略的使用。这是那些力量不足以直接消灭敌人，因而要诉诸间接手段的战略家们经常采用的战略。 　　美国战略家们在他们多数战争中采用歼灭战略，而中国战略家则多选择消耗战略。 　　中国人在多数的战争中采用间接手段的原因是很多的。有些情况下，无疑是由于他们军事上的贫弱、落后。但这并非唯一的原因，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战争史在很大程度上——显然不是全部——是国内战争史。其争端常常起于对中央王朝的效忠或反叛。一旦效忠得到保证，人民就可以继续和平地生活，而且对土地和生灵的摧残是与国家的利益背道而驰的。 　　由于这一原因，中国人更强调同化而非消灭敌人，这反映在孙子的名言中（如上文所引）“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他还提出：“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孙子 作战篇》）在国共内战中，毛泽东遵循着孙子的教诲，可以说，共产党人劝说被俘国民党军阀倒戈方面是很成功的，在这方面清楚的显现出中国战略思想的一个特色：对人的作用的重视超过了武器。 　　毛泽东在现代又重申了这一观点：“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人的作用胜过器械的观念表现在很多方面。如果军事实力的确主要来源于人而不是器械，那么必须攻击的也就是对手的人而不是器械。因此，中国人很少强调进攻经济目标，他们对摧毁敌人进行战争的经济能力缺乏兴趣，相反，则更多强调在战场上摧毁敌人的军事力量（虽然可能采用计谋、政治压力等手段）。 　　中国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这一事实，更强化了不注重采用最新军事技术的倾向（这与美国人对最新式武器的着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要让农民掌握现代武器，需要进行大量的训练，而且还往往事倍功半。由于历史上不重视建立庞大的常备军，而是视战事大小来征召军队，因此，人们很少有时间来进行这种训练。 　　与农民军队有关的另一个特点是对后勤的轻视。农民无须大量供给，他们只要简单的必需品就行了。因为在他们的眼里，最好的军需官是敌人（共产党军队确实从国民党军队那里获得了大量的武器）。孙子就曾说过，“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孙子 作战篇》） 　　鲍尔曼认为，中国军事战略与中国古代围棋游戏远非只是表面上的相似，这种讨论十分有趣，值得一提。 　　围棋棋盘由19x19个方格组成，把白棋子和黑棋子下在各个交叉点上。围棋的目的是包围对方的子，将其消灭，并控制地盘即区域。围棋是一种很微妙的游戏，它的基本主题是包围与反包围。谁是攻方，谁是守方，通常是分不清的。围棋的胜负只是比较而言，胜者要比负者控制更大的地盘，但不是所有地盘。 　　由于它的复杂性，棋手可能在其一局部遭到战术上的失败，但却能通过从战略上智胜对手而卷土重来。与西方战略常常着眼于单一的决定性战役不同，毛泽东的信条是着眼于更加持久的斗争，小区域的控制、地理上的分割，最终将发展、合并，从而导致战略上的胜利。 　　毛泽东经常用围棋来解释他的战略：“由于是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



更有趣的是鲍尔曼对毛泽东在1947年制定的“十大军事原则”的分析以及它们与围棋法则和主题的关系。以下摘要列出这“十大军事原则”中的几条及鲍尔曼的评论： 　　第1条：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军事史上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是，军事指挥员应该首先打击什么目标，是敌外围的辅助部队，还是敌集中于中心位置的部队？毛泽东的战略与围棋的法则都主张先弱后强。如果先强而后弱，那么弱敌将在与强敌的连接协向中产生重大作用，从而构成一种全面而成功的防御。然而，如果先使弱敌丧失作战力，使它不再成为潜在的援军和牵制因素，然后再进攻原先难以接近的强敌，就能获得最大的取胜机会。这个原则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所有斗争理论的基础，也是自1949年取得国家政权以来，共产党国际战略的关键所在。 　　第4条：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力避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消灭一切敌人。 　　这也许是至理名言。从围棋的观点看，第4条原则的复杂内涵的实质是包围。集中仅仅是包围的先决条件，歼灭敌人是它的逻辑终点。第4条原则所要求的数量优势，与围棋的要求也是相符的。 　　第6条：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的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第10条：……休整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围棋中与此相类似的乘胜连续挤压的法则，这一法则与克劳塞维茨要求减少攻击力量的著名法则正好相反。在围棋中，一片棋子被歼，就会削弱另一片棋子，吃掉这片棋子，又会使第三片棋子岌岌可危，以此类推。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战争中，则努力运用和实现连续进攻的原则。他们极力先迫使一个国民党将领及其部下投降，以期引起国民党军队内部物质和必理上的连续压力，最终造成其他一系列的国民党军队的投降。 　　人们会注意到，毛泽东不仅在与日本人和国民党作战中持此看法，而且他还用这种观点来观察世界：“如果把世界性的围棋也算在内，那就还有第三种敌我包围，这就是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的关系。敌以前者来包围中、苏、法、捷等国，我以后者反包围德、日、意。” 　　怎样看待以上讨论的这些战略特色，这是个有趣的问题。首先，象中国古代多数战争一样，国共战争也是一场国内战争；其次，战争的着眼点并不放在武力取胜方面，至少在战争初期是如此。 　　另一个不应遗漏的基本特点是中国人对步兵的重视。中国共产党尤其如此。正象孙子了解他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因而提出“围师必阙，穷寇勿迫”一样，毛泽东也洞悉他的时代的中国农民的军事素质——面对痛苦和死亡的勇敢与坚韧，这使他具有了充分的自信，连续作战的原则当然很好，但如果部队不肯做或做不到，就毫无价值。因此，毛泽东与克劳塞维茨都是对的，因为他们考虑的士兵是不同的。 　　现在我们来对中国目前和将来的核战略进行一些分析，尤其是分析一下它与中国历来的战略特色有何关联。 　　众所周知，中国官方的政策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潜在核对手拥有远比它多得多的核武器而采取的一个策略。如前所述，中国战略不强调攻击经济目标，中国人强调攻击敌人的军队，而洲际弹道导弹对此却功效不大。当然较小的战术核武器是有效的，中国却没有这样的武器。因此，首先使用核武器对中国无利。 　　而且，中国战略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奇袭，袭击弱点以期瓦解强点。在这种作战中，即使战术核武器的作用也是不明显的。 　　中国对使用核武器缺乏兴趣的另一原因是，无论自己使用还是别人使用，都很有可能用在中国的国土上。中国的基本倾向是防御。对中国来说主要任务是抵御外部威胁，而不是谋求越来越大的领土。 　　由此可见，毛泽东这一代人对孙子思想的继承，使中国古代的许多观念和做法在现代战争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中国再次出现战争，我们上面讨论过的许多特色也将重视：强调计谋而非暴力；攻击纯军事目标而非经济目标；对人的倚重超过器械。人们当然不希望中国或其他大国再卷入重大冲突，但就象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怎样进行战争一样，它也将告诉我们战争将最终结束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